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員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 梁惠王上 》
孟子這篇文章的主旨在強調仁義，有了仁義，人民就不會因一己之利而背棄國君。這樣的哲學思想隱含一種以道德倫理為箝制自利的主張，而孟子相信唯有這樣才能維持一個國家的穩定。孟子的主張源於孔子，他們都認為維持過去周代的封建禮法，才能實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強調仁義並非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道德正當性。
但這樣的主張適用於現代的民主社會嗎？在現代民主社會，我們至少在法律上不同意有階級差異，也就是說，我們至少不應該會有表面階級利益的衝突。既然如此，何不曰利？英國哲學家邊沁的功利主義就強調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哲學倫理觀，他強調個人應該從利益為出發點來考量行為價值，但問題在於，怎樣的行為才符合利益？邊沁不僅強調個人的自利，他同時也說如果一件事情有兩種處理方式，而這件事情會影響兩個人，第一個方法會讓A得到5元，B損失五元。第二個方法會讓A得到3元，B也得到3元。如果你是A，你應該選擇第二個方法，因為雖然你損失了2元的不利益，但B卻不會因損失而怪罪於你，進而引發之後更多的不利益。簡單來說，雖然功利主義以自利出發，但光是要如何「自利」，本身就有許多的考量空間，功利主義不僅僅強調當下的利益，也強調這個利益會引發的不利益，唯有考量到利益與不利益的邊際效益總合，我們才能說該行為或事件本身是否有利。而我相信，這會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倫理觀。
2013年7月23日 星期二
歷史教科書的「日治」與「日據」爭議
近日歷史教科書的用語之爭愈顯激烈，一群政治學系的教授嚷嚷著史學界被意識形態把持，吵著要回復「正確的史觀」與「正確的史實」。姑且不論他們的主張有多少可信度，有多少是基於歷史材料的編排。但這些嚷著要改回「日據」的政治系學者至少有個主張我是贊成的，那就是讓教科書進行市場競爭。
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贊成日據或是一些用詞的更改。事實上，這群嚷著要改回日據的人，並沒有任何一個理由讓人能夠信服日據是比較能表現歷史事實的用詞。這些人的大中國史觀根本昭然若揭，他們所編的歷史教科書會是甚麼樣子，自然也不難想像。這群人只是不甘心在教育部階段就被打槍，所以拿著他們也不清楚的「多元史觀」來叫囂兩句，甚至認為這樣的教科書內容還會被現在的時代所接受，完全活在他們的腦內自我世界而罔顧真實。且在強調多元的同時，又自打嘴巴的說台灣以「中華文化」為主，若果他們真的知道多元文化的內涵是沒有文化主體，尊重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就斷然不會有這種主張。我真心地認為，讓這群人編寫的教科書進入市場，讓他們認清這種編寫方式寫出的教科書，沒辦法吸引以歷史碩士為主的高中教師採用，才是讓他們乖乖閉嘴的最好方法。
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贊成日據或是一些用詞的更改。事實上，這群嚷著要改回日據的人，並沒有任何一個理由讓人能夠信服日據是比較能表現歷史事實的用詞。這些人的大中國史觀根本昭然若揭，他們所編的歷史教科書會是甚麼樣子，自然也不難想像。這群人只是不甘心在教育部階段就被打槍，所以拿著他們也不清楚的「多元史觀」來叫囂兩句，甚至認為這樣的教科書內容還會被現在的時代所接受，完全活在他們的腦內自我世界而罔顧真實。且在強調多元的同時，又自打嘴巴的說台灣以「中華文化」為主，若果他們真的知道多元文化的內涵是沒有文化主體，尊重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就斷然不會有這種主張。我真心地認為，讓這群人編寫的教科書進入市場，讓他們認清這種編寫方式寫出的教科書，沒辦法吸引以歷史碩士為主的高中教師採用，才是讓他們乖乖閉嘴的最好方法。
2013年6月7日 星期五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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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美國總統詹森發布了「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內容主要為禁止種族隔離，以及對少數族群或是婦女的歧視。民權法案被視為人權進步的一個里程碑，但民權法案實為甘迺迪留下的政績。詹森連任成功之後，更進一步在一九六五年提出「大社會」（Great Society）政策。詹森認為，光是擁有民權法案的條文不過是空談，政府必須進一步的消弭人民在經濟上的不平等，才能使民權真正獲得伸張。大社會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貧窮，其次為消除種族歧視。關於大社會政策中的法案包括：
「反貧窮；在社會安全法下對六十五歲以上國民提供醫療、看護與安全設施；廢除投票前的識字測驗及其他種種投票限制；保障黑人投票權的施行；強調有權投票（Right -to-vote） ；成立擴建國民住宅、市區交通發展的各項執行部門；並且協助全國各大都市重建其貧民區。其他如削減消費稅、加強教育與交通安全措施，都是該計劃的重要部分。一九六八年復提出公民權利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旨在消除購屋置產所可能發生的種族歧視，以符合「大社會計劃」的理想。」 [1]
綜觀大社會政策，其內容強調平等多於自由，認為政府應該更大幅度介入人民生活，這種主張可說與傳統強調自由主義的美國政策相當不同。詹森在其任內也遭受大力抨擊，右派人士據此批評詹森的大社會政策違反自由主義精神。而介入越戰的行為與大社會政策並行，在內政與外交措施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開支。為了應付突然增加的開銷，政府最後勢必走向增稅一途，這與美國過去強調保護個人財產的理念自是互相違背。
詹森的大社會計畫固然是美國在人權以及社會政策向左轉的里程碑，但這些政策轉向卻絕非一蹴可及。回顧民權法案，其內容早在一九六三年年底就由約翰．甘迺迪擬定，詹森不過是法案的發佈者。那麼，甘迺迪為何會擬出民權法案？這箇中原由需追溯至林肯(Abraham Lincoln)於一八六五年簽署的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在第十三修正案中，雖然明文禁止奴隸的存在，但這份文件並沒有辦法達成有色人種與白人之間的平等。在不違反第十三修正案的原則下，美國南部許多州政府制定了種族隔離政策。例如黑人在公車上與白人坐的區域不同，各種公共場所如餐廳，公園，圖書館等等也進行了種族隔離。一九五四年時，全美有二十一個州政府容許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實施種族隔離，根據美國國務院統計，當時總計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名學生就讀這些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佔當時全美公立學校總人數39%。[2]
廣泛的種族隔離政策引起了黑人以及自由派（Liberal）白人的質疑，並且開始對此發起挑戰，在艾森豪總統（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任內，關於種族隔離政策的合法問題一直是美國國內爭議的焦點。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間，黑人團體向聯邦地方法院提出五個種族隔離訴訟以衝撞體制。一九五四年的布朗案，聯邦法院宣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措施違反美國憲法，之後黑權運動開始逐漸勝利。首先是公立學校，而後是公車，巴士等等公共場所也開始禁止種族隔離。[3]艾森豪總統甚至為了展示聯邦政府對聯邦法院判決的支持，動用軍隊保護黑權運動者的人身安全。種種五零年代的黑權運動，都展現了美國在這個時期對於「平等」這個概念的注重。在人權平等與自由的概念光譜上，美國在五零年代確確實實的正在向平等方向左轉。
時至六零年代，在布朗案以及之後各種種族隔離政策的抗爭勝利的鼓舞之下，民權運動者於一九六三年時發動了華盛頓大遊行。在此次遊行中，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 以動人且感性的口吻，以「我有一個夢」為題，說出了黑人百年來渴求平等的心聲。金恩神父的演講透過衛星直播，以及六零年代開始普遍的電視機，在許多家庭以及公眾場合直接播放。甘迺迪總統也在遊行之後宣布開始制定民權法案以保障黑人的權利。一九六四的民權法案不僅保障黑人的權利，最重要的是這個法案明顯拒斥了各種型態的種族歧視。新教徒對於公教徒的歧視、公教徒對於猶太教徒的歧視、愛爾蘭裔對義大利裔的歧視，這些種族歧視在民權法案下都將被視為非法的，顯示了美國在當時想要解決多民族混合國家困境的努力。
事務的發展總是不如人意，正當美國國內努力調節各族群的矛盾，遠在東南亞的越南戰爭卻愈演愈烈。美國政府在五零年代麥卡錫主義之後，缺乏亞洲事務與共產黨的專家，因此對共產黨的恐懼造成了局勢的誤判，使美國直接以投入戰爭替代談判。[4]在詹森於一九六五年連任成功之後，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投入資源與日俱增。在六零年代，美國採用徵兵制，成年男性只要離校就會馬上入伍，這造成了六零年代青年與學生的強烈心理壓力。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因而從初期以民權為主的抗爭轉向以反戰為主。六零年代的反戰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達到巔峰，在這一年，金恩與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yde 1925－1968）遭到暗殺身亡，青年對國家的憤怒在民主黨於芝加哥召開黨代表大會期間爆發，詹森也因為反戰運動的壓力，黯然宣布放棄競選連任。
在此，我們看到的是與國家機器進行積極鬥爭的人群歷史，但我們同時也應注意到，與反戰運動一同茁壯的嬉皮運動。嬉皮們以一種戲謔的態度拒絕傳統文化，他們穿著寬鬆的外袍，宛如東方宗教的修道者。他們服食迷幻藥，目的在於自我心靈的探索。同時他們也崇尚流浪，夢想道路的彼方有著與現世相異的烏托邦。嬉皮們的生活方式與人生觀並未取得廣泛認同，在一九六九年，主流媒體就曾以大篇幅報導史上最有名的搖滾音樂會－烏茲塔克音樂節（Woodstock Festival）是一場嬉皮暴動。在六零年代的嬉皮與社會運動中，被指責為暴亂的人群都是同一群人。這些人是青年學子，他們相信的行動終將帶來改變，而他們也確實在身體力行這樣的信念。這些人同時也是流行音樂的主要消費者，流行音樂究竟在他們的行動場域中如何作用？流行音樂扮演著怎樣的象徵形式？這些問題，我們將在後文中逐一以歌曲的歌詞以及演唱形式，狄倫本人以及樂評、親近之人的傳記做考察。
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流行音樂的創作者大多與這些青年學子們年齡相仿。他們是在六零年代的各種象徵形式中最為複雜的部份。這些青年學子在政治運動中打著「新左派」的名號，但卻不見得唸過那些老左派的書。例如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 1911－1972）就曾經遇到一群年輕人，這些人裝腔作勢的大談「古德曼」的觀點，但古德曼卻覺得這些人根本連他一本著作都沒唸過。[5]這樣的現象，唯一的解釋是青年們並不在意社會主義理論。事實上，他們也絕非社會主義份子。在一九七零年，美國於俄亥俄州槍殺四名學生之後，學生運動馬上就銷聲匿跡了。那些曾經於六零年代中喧囂、對抗的青年，在國家顯示強硬態度後馬上就沉默了。這些人在七零年代以及八零年代成為了社會的中堅份子，並且在這二十年間，一直是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這樣的轉變讓歷史學家感到邏輯上的錯亂，因而不以「革命」來形容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只能斥之為「反叛」或「胡鬧」了。這樣的用詞隱約在評斷六零年代不過是青年的「反抗期」，他們的行為不具有任何可分析的成分，因此我們才將之稱為「胡鬧」。這樣的論點也同時忽略了外部物質與青年認同的交互作用，並且將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當作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劣化版本，彷彿唯有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才是一種「正經事」。[6]
在此，我們似乎已經踏足了一個混亂與困惑的時代。美國的六零年代是最好的年代，在這個年代，物質生活富足、人權更為平等。六零年代卻也是最壞的年代，社會運動中的暴力衝突不斷、青年與清教傳統開始決裂，這些事件在在令人目不暇給。但歷史的腳步並沒有因為混亂與困惑而停下，相反的，歷史的步履仍在進行，只不過有點蹣跚，也不一定是朝向「前方」邁進。就宛如狄倫在《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曲中所唱的歌詞：「踏入這塊土地的父母們，別隨意批評你所不了解的事物。子女們將不再聽話，你的老路正在快速崩塌。如果你無法助他們一臂之力，就請離開這條新的道路。因為，時代正在改變。」[7]
2013年6月5日 星期三
來自麥卡錫的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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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麥卡錫的恐嚇：
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已經成為了負面歷史名詞，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對此曾在其著作中提出批評。就霍布斯邦看來，麥卡錫主義反應出來的並非美國群眾對共產國家本身的恐懼，而是對一種邪惡幻象的歇斯底里，而這個幻象是由美國的政治人物製造出來的。對霍布斯邦來說，美國對共產黨的恐懼完全來自於政治操弄。美國的政客們認識到，只要讓人民害怕共產主義，可以從中操弄的政治利益相當可觀。美國總統操作反共意識，得以遂行各種稅收政策，國會議員操弄反共情緒以獲得選票。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臭名遠播的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其靠著污衊政敵為共產黨員，得以遂行其政治利益。這些事蹟表示，民主自由的美國在一九五零年代以後充斥著一種對共產黨非理性的恐懼，而這種恐懼是「被想像」出來的。這些煽動者不是別人，正是美國民眾以其自傲的民主方式票選出來的政客。
在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 1908－1973）任內擔任國防部長的麥那瑪拉（Robert S. McNamara 1916－2009），其自傳中，對於越戰的反省中也提到，美國決定介入越戰的原因是對亞洲情勢的錯誤估計，其中包含了對共產黨擴張的恐懼，並將共產世界想像成沒有矛盾與衝突的整合體。麥那瑪拉提到，由於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使得美國政府在六零年代時幾乎沒有任何亞洲專家，使得美國政府完全沒有認識到當時蘇聯與中共之間的矛盾，一廂情願的認為越戰是蘇聯的擴張行為，因而深陷戰爭泥沼而無法自拔。[1]
同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一九六三年四月，知名的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P. Feynman 1918－1988）應邀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了一系列的三場演講。[2]在其第三場演講「這個不確定的年代」中，他批評了美國人對共產黨莫名其妙的恐懼。根據費曼的宣稱，準備這場演講之前，他曾在住處附近遇到一個社會團體，費曼稱該團體為「美國主義中心」。根據費曼的描述，這個美國主義中心的成員，都非常友善，充滿了愛，而且相信耶穌基督。但是一談到共產黨，就變得非常歇斯底里。「美國主義中心」成立了一個讀書會，讀書會的內容主要是在討論「如何防止被蘇聯滲透」。而讀書會的成立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美軍情報人員，聲稱蘇聯的「第十項戰爭守則」會死灰復燃。這項守則主要的目標是藉由「某種神秘的力量」，影響美國的各個重要政府機關，藉以癱瘓美國。當然，這類事件從來沒發生過。但神秘力量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重點在於－有許多美國人深信它存在。
媒體在這種狀況下，扮演一個推波助嵐的角色。二次大戰後的媒體工作，並不如我們想像般的如此具有批判性。現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媒體，由於科技與網路的發達，愈顯開放的政治體制等等原因，使得他們得以發掘更多的事實。但是二次大戰後的媒體並非如此，諸如沉重的攝影器材，錄影的昂貴等種種原因，都不若我們今日對媒體產業的印象。今日的媒體透過更便宜的器材，更低廉的技術成本，提供更多的畫面資訊，以使人判斷真假。這在二次大戰過後的媒體產業是無法想像的。即使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我們或許可以發現更多的錄影資料，但比起九零年代後的資訊爆炸，仍然只能算是九牛一毛。科技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影響層面非常廣泛，在討論現代史領域時，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問題。
在狄倫的傳記中提到，其對於幼年時期傳播媒體的印象：
電視機開始流行，但還不是家家戶戶都能擁有。圓型映像管。節目通常從下午三點鐘左右開始，頭幾個小時的畫面是幫助觀眾調整收視的幾何圖表，然後是幾個從紐約或好萊塢播送的節目，大約七、八點鐘就結束。好看的節目不多……（中略）。這裡和大城市不同，大城市的電視節目豐富得多。[3]
這段文字資料表達了一個現象，即五零年代的美國，電視影像仍非主流的媒體資訊傳播方式。報紙、週刊、雜誌等等文字傳播以及廣播仍然是資訊流通的主要管道。這些傳播媒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技術成本低廉且單方向的資訊傳輸。相較起六零年代後，電視影像傳播本身需要高度的資本集中，因而對收視率非常要求，這些傳統的傳播方式比較不受市場喜好的影響。也因此，對於所謂的「獨家」資訊，要求不若六零年代後一樣高。一般在現代被稱呼為「無冕王」的記者，在五零年代對於社會議題的深入程度也不如電視時代。
有名的影集製作公司《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曾經在名為《白宮》（White House）的影片中，詳細的介紹了美國這個權力中心的「宮廷歷史」。[4]其中有一段足以作為這種主張的佐證。這個例子是這樣的，在約翰．甘迺迪總統（John Kennedy 1917－1963）之前，媒體播報政治新聞的方式是讓記者跑到白宮，然後白宮的工作人員會以各種飲食款待這些記者。如果有什麼新聞想要讓記者傳達，負責的官員就會出面向記者說明最近政府的作為。如果沒有重要的大事，則會告訴這些記者「今天沒料可爆」然後散場回家。這條佐證配合狄倫在其自傳中提到的傳播媒體狀況，生動的描繪了美國當時偏向於「單向」資訊流通的情形。
科技足以影響媒體發掘事實的最有力例證是「水門案」（Watergate
scandal），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不正因為一捲錄音帶呈現的內容而黯然下台嗎？[5]這種由政府－媒體單方向的資訊傳播方式，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傳播媒體的商業化，顯得愈來愈困難。二次大戰過後或許美國政府還可以一定程度的控管資訊，但新的資訊傳播工具對此提出了愈來愈嚴峻的挑戰，從一九六零年以後的歷史來看，似乎可以用一種事後諸葛的態度斷言：「美國政府在這場資訊控制的戰爭中愈來愈顯得不利。」
在經濟方面，美國倒是顯現出了與冷戰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果冷戰給一般人帶來的印象是灰色的陰暗。那美國在戰後的經濟完全可以用一種物質的顏色來形容－黃金。這是一個充分就業的年代，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凱恩斯經濟學派學說的成功，但是從整體來看，倒不如說是美國又發了一次戰爭財。美國在經濟大蕭條後，雖有羅斯福力行新政，但經濟回復的速度仍顯低落。[6]及至歐戰爆發，美國又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家，失業問題靠著徵召士兵解決了，女性開始走入工廠就業。二次大戰結束，各國滿目瘡痍，美國更順理成章的以全球自由市場之名操控世界經濟，這是一個美國經濟史上足可稱為黃金年代的歷程。在這個年代，很少有人煩惱失業問題，只有雇主為勞動力不足傷腦筋。未成年的青少年，也可以輕易的在城市找到薪水優渥的打工機會。青少年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是往後所謂青少年「反叛」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的重要原因。
青少年開始擁有自主的經濟能力的事實非常重要，六零年代之前的美國青少年，在經濟上幾乎需要完全倚賴父母。當青少年需要一張搖滾唱片，完全不能期待父母幫你出錢。青少年經濟力的高漲與其反叛現象呈現一種辨證關係，青少年擁有經濟能力，搖滾唱片就賣得愈好，更多的搖滾唱片代表的就是更多關於「叛逆」的論述。這些叛逆的論述又促使更多青少年同儕脫離父母的經濟掌控，也就是－出去打工。
總而言之，冷戰時期的美國內部顯得矛盾重重。對外關係上，與蘇聯的意識型態不合，政治人物藉由這種意識型態的對立恐嚇人民。多數美國人，在當時都對共產黨抱持著我們現在難以理解的恐懼。這些美國政府恐嚇自己國民的政治宣傳，透過平面媒體產生的影響力可說無遠弗屆。而諷刺的是，與所謂的民主自由原則完全牴觸，當時甚至還有施行類似愚民教育的政策。狄倫在其傳記中就曾對此嗤之以鼻：
一九五一年，我上了小學。在我們接受的教育中有一種訓練，就是要在空襲警報時躲到書桌下，因為俄國人可能會用炸彈攻擊我們。……，幾年前我的叔叔跟舅舅們還和俄國人並肩作戰，而今俄國人變成要來割我們喉嚨、燒死我們的怪物。這種感覺真是奇怪。……，我們週遭很多人非常認真對待這種威脅……。我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竟惹得對方（俄國人）如此憤怒。老師說共產黨無處不在，而且準備大開殺戒……。[7]
這一切的矛盾，的確是夠讓人感到混亂與困惑了。
2013年6月1日 星期六
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
這本書在台灣似乎很少見，之前查了一下好像只有台大跟屏東教育大學的圖書館有。
由於跟我自己的研究算很有關係，所以這幾天花了不少時間來閱讀。
雖然看起來開數跟厚度都還好，不過內容出乎意料的有450頁之多
以下就是簡單的介紹。
60年代是一個具有各種象徵形式的年代。
60年代是冷戰眼看要轉變成核戰的年代，是爵士樂衰敗與搖滾樂興起的年代
60年代同時是新左派嚷著要打倒萬惡資本主義的時代，是社會運動宛如開趴的時代
這是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叛逆年代，這個時代同時也以國家鎮壓青年社運告終
這琳瑯滿目的萬花筒象徵形式到底代表了什麼歷史意義？
60年代的叛逆難道因為其政治結果是失敗的，因而毫無意義？
要了解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就得搞清楚，這個延燒了10年之久的青年運動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作者認為，60年代的青年反叛不僅僅是反叛，而是一場革命運動
這是一場資產階級的孩子為了奪回他們的文化霸權而發起的革命。
文化霸權語出義大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葛蘭西認為國家得以維持的力量不僅僅是政治以及經濟結構的強固
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強固。國家藉由政治與文化的強固，以邏輯同一性鞏固政權的穩定
因此，若要鬆動這樣的穩定結構，就要以知識份子促成意識形態的轉化
鬆動國家的文化權力，就能達成革命的目的。要注意的是
葛蘭西不僅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共產黨員，他的這個理論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實踐色彩。
程巍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出發
他認為60年代的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治以及經濟霸權
但是在文化上的霸權卻落在其他階級手上。
工業革命讓資產階級拿到了經濟的權力，法國大革命讓資產階級拿到了政治的權力
他們是這兩個領域的巨人，但在文化上，資產階級卻顯得像個侏儒
19世紀的資產階級形象飽受非議
在19世紀，資產階級的形象是肥胖，唯利是圖，充滿銅臭味，不具有教養，冷漠等等
這些負面的形象自然不是資產階級的自我型塑，而是來自於其他兩個階級
還沒有成為資產階級的「下層階級」以及「貴族」
本書花了很多篇幅在介紹這兩個階級在19世紀如何將資產階級的形象塑造成這個樣子
這樣的資產階級形象造成了一個糟糕的後果
那就是資產階級將文化霸權的解釋權放在其他階級的手上
特別是代表下層階級的左派人士。
在1950年的麥卡錫主義之下，老左派的力量實際上已經微乎其微
這些人的歸宿就是大學與講堂。雖然他們在政治上已經失去影響力
但在課堂上講授的「工人血淚史」，「資產階級剝削史」無一不使得
這些學生感到一種犯罪感－畢竟在當時，大學生多半都出生於資產階級
這些學生從其中感受到一種道德的挫敗，對他們父輩的獲利方式不得不加以重新檢視
這是50年代與60年代才能有的特殊狀況，在當時由於經濟的空前繁榮
使得資產階級的人數暴增，也使得能進入大學的資產階級孩子們大幅增加
在這之前，大學的受教權一直都處於真正的暴發戶以及貴族才得以受教的狀況
也因此，無法累積足夠的「反叛」能量。
60年代的反叛運動，因此應該被視作一種文化革命
青年們的目標在於打破傳統與貴族的文化，並且卸除對下層階級的道德犯罪感
誰說莫札特或貝多芬是比披頭四更偉大的音樂家？
米開蘭基羅的教堂壁畫也並沒有比紐約的街頭塗鴉更高雅
青年們藉由對傳統美學的價值質疑，首先否定了文化的等級差異
藉由否定了這樣的文化等級差異
資產階級的「大眾」文化就與貴族傳統的「高級」文化不相上下
藉由這種烏賊戰術，資產階級的孩子們在60年代把「高級」文化拉下神壇
讓他們得接受資產階級的檢驗方式－也就是自由市場。
銷售量沒幾張的古典樂與銷售量動輒好幾百萬的搖滾樂，要說前者優於後者
那真的得有相當的勇氣才行。
另外，這些號稱新左派的60年代青年，以行動的方式搞起了社會運動
他們模仿巴黎公社蓋起了街頭堡壘，大有與國家機器抗衡的味道
但這些卻不過是個象徵形式，為的是與老左派接軌，以撫平他們對下層階級的犯罪感
與巴黎公社的革命不同，青年學生從來沒有拿起步槍與國家抗衡
他們有的只有地面的石頭以及玻璃瓶汽油彈。在芝加哥大會的暴動中
青年學生的街頭堡壘更是以桌椅隨便堆疊而成，警察一推就倒，而且也可從旁繞過
可說完全只是徒具象徵形式的革命。
追根究底的原因在於，60年代的這場革命不是一場政治上的革命
這是資產階級的孩子們為了自我的文化認同所發起的革命，也因此不具有流血的危險性
那麼，60年代到底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產？
60年代的革命以政治意義來看雖然失敗，但文化層面的影響卻是長久的
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使得道德的絕對價值，文化的等級制度都崩毀了
因此，相對主義以及後現代的解構正是源自60年代
相對主義帶來的是多元化的文化尊重，今天我們對少數民族的尊重由來於此
少數文化與主流文化不存在優劣，只是「不同」
而對作者來說，更重要的是，資產階級從此不再被「傳統文化」以及道德犯罪感束縛
清教傳統的禁慾主義與享樂主義之間不再存在道德等級的高低
這樣的結果，對於生產量龐大，因而需要大量消費的現代資本主義來說，
在經濟上的意義也是好的
60年代就在這樣的意義上，達成了文化，政治，經濟的邏輯統一
不誇張的說，正因如此，60年代以後，西方世界才真正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而在最後一章，作者更討論到了詞語替換的本質
例如以「中產階級」替代「資產階級」，「全球化」替代「殖民化」等等
更進一步的討論了60年代的影響。
總而言之，已經對60年代的史實與背景有一定認識的人，這本書相當值得一閱
論證的內容雖非十全十美，但主題非常明確，切入角度也非常有趣，個人相當推薦。
2013年5月22日 星期三
反叛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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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如今已經成為觀光勝地，拿著數位鏡頭的遊客在此留下身影，彷彿想讓自己融入那曾經美好的六零年代。但當他轉頭看著那與自己打著同樣念頭又數以千計的旅客，他會明白：「那個時代終究是一去不復返了。」格林威治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是一個現代象徵意義之地，在那裏的純真時光業已遠去。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大量的歐洲移民橫渡大西洋，為的是在美國這塊應許之地尋得安身立命之所。但事情總是不如人意，在美國等待他們的不是那幻想中的烏托邦，而是各種偏見與歧視。一般人誤解美國的種族主義是單純的膚色問題，實際上歧視卻可以分為多種層次，膚色僅僅只是可目視的最明顯因素。舉凡宗教、財富、穿著等等，只要與「主流」有所區分，歧視就能不斷發生。一九一九年，美國的階級衝突愈演愈烈，罷工浪潮襲選全國。政府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鎮壓，工運的領導人以及左翼人士都遭受逮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尼可拉˙薩科（Nicola Sacco）以及巴爾托洛梅歐˙凡澤蒂（Bartolomeo Vanzetti）兩位曾經參與無政府運動的義大利移民，在一九二零年無端被控在南布蘭特里（South Braintree）犯下了強盜殺人案。在經過充滿混亂與偏見的審判之後，他們於一九二七年被處以死刑。[1]同時，眾議院在一九二零～一九二一的冬季議會期間以兩百九十三票對四十六票的差距，決議暫停所有移民入境長達十四個月之久，類似的司法事件使美國社會對移民歧見逐漸加深。威爾遜總統（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雖然拒絕簽署移民零入境法案，但是隨著國會與總統改選，眾議院再次通過同樣內容的法案，新任總統哈丁（Warren Gamaliel Harding 1865－1923）「從善如流」的簽署了這項決議案。[2]
「被歧視」這件事情可以引發多重的連鎖反應，例如同樣的工作，被歧視的族群總會領到較低的薪資。在營運困難時，經營者如要節省人力成本，多半從「比較會惹麻煩」的族群開始裁員。一九二九年，著名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更使得移民的處境雪上加霜。工人階級首當其衝，以工人階級為主的移民當然不能自外於此。失業人口在大蕭條期間不斷攀升，美國在這段期間失業率達到歷史高點。共和黨的自由主義信條看似對此無能為力，結果造成了小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的勝選。小羅斯福上台之後，厲行「新政」。新政一般被看作凱因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在政治上的成功實驗，凱因斯強調政府應該以公共建設等等開支來刺激經濟發展，並且認為政府應該維持一定的赤字。這種看法導致的施政結果是，擴大政府的行政結構，以政府計畫來取代市場經濟。一般來說，凱因斯學派被認為是偏向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些新增的政府機構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此類組織將自然資源納入公權力管理，的確與以往美國交由私人機構開發的市場取向迥異。
羅斯福在一九三二年競選時，更曾經發表過一段演說，其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全國各地的人們，把政府的政治哲學紛紛擾擾拋諸腦後，在此期待我們的引導以及更公平的機會來共享國家財富分配。[3]
這段談話的主軸在於經濟的「共享」，「分配」，以及「公平」。這在政治哲學中，確實宣示了羅斯福往左轉的政治立場。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勝選就職時，其演說更是清楚表達了其政治傾向：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給人們工作。只要我們明智而勇敢地對待它，這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這個任務通過政府直接徵募人員可以得到部分完成，就像我們應付戰時緊急狀態那樣，同時通過僱用這些人員來完成急需工程，以促進和改革我們對自然資源的利用。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的那些工業中心已人口過剩；應在全國範圍調整人口佈局，盡力把土地提供給最善於耕種的人，使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為了幫助這項任務的完成，要採取具體措施提高農產品價格，從而提高對我們城市產品的購買力。要從現實出發制止對小房產和農場取消抵押品贖回權所造成的日趨嚴重的悲慘損失。要堅持由聯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立即按大幅度削減費用的要求採取行動。要把目前常常是分散、浪費和不公平的救濟工作統一起來。要把一切形式的交通運輸和其他明確屬於公用事業的設施置於國家的計劃和監督之下。總之，很多方法有助於這項任務的完成，唯有空談無濟於事。我們必須行動，迅速採取行動。
最後，在恢復工作的進程中我們需要防止舊秩序弊端再現的兩項保護措施；必須嚴格監督一切銀行存款、信貸和投資；必須制止利用他人的金錢進行投機活動，必須提供充足而數量合理的貨幣......
羅斯福批評「邪惡銀行業」的投機活動，並且宣示政府將更積極介入經濟活動，由政府直接聘僱人員來管理並分配自然資源等等。這確確實實是拒絕自由主義中的「理性人」預設前提，並且擴張政府職權的社會主義主張。姑且放下經濟史的爭議，應該注意的是：無論新政是否有效，羅斯福的政策以及其演說，都表示美國政策往社會主義轉彎的趨勢。[4]而諸如美國對於移民的偏見，歧視，以及大蕭條期間整個社會對於平等的訴求，也在在都使得移民的政治傾向向左轉。紐約這個日後的世界金融中心，恰是移民人口比例相當高的地區。
雖然仍然未有大規模的移民政治運動，但座落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卻已散發出反叛的泥土氣息。移民對政治改革的需求並非一蹴可及，但現世的情感需求卻是需要立即被滿足的。我們注意到，音樂是一個相當吃重的角色。在電視機仍未普及的年代，收音機的電台音樂以及以唱片成為此階級人群主要的娛樂方式。聲音在二十世紀初期開始，透過科技的發展，使得聽覺成為如同視覺一樣可以複製的感知。這大大挑戰了文字在過往論述權力中的絕對地位，原因是「識字」這件事情畢竟需要專門訓練，而以聲音表述的語言卻可以透過日常對話學習。
格林威治村中，最受歡迎的音樂類型不是在二零年代紅極一時的搖擺樂，也不是在三零至五零年代時居於樂壇領導地位的爵士樂。在此，最受歡迎的音樂是民謠。民謠是一種以社會情境入詞的歌曲，而許多民謠創作者對工人階級也抱持著個人的同情，這種階級上的親近性，使得格林威治村與民謠歌曲之間的互動註定交織不清。
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格林威治村究竟有甚麼意義？我個人認為，在二零年代到五零年代之間，位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呈現了幾個方面的特色。首先，紐約的移民人口比例相當高，而移民的工作階級又多屬受雇於業主的工人。而移民工人階級長期受到社會不公平的歧視，自然會在政治訴求上，要求更為平等的工作以及權利法案。其次，在冗長的抗爭過程中，這類階級不僅需要理性的政治論述，更需要透過一種「自我」－「他人」共性的文化行為以連結團體意識。而這樣的連結，正是以酒吧或俱樂部現場演奏的民謠音樂來擔當重任。
2013年5月7日 星期二
On the Road, The Fo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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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對美國歷史來說是個轉變的一年，羅斯福的新政眼看就要崩潰，國內對於經濟恐慌的不滿情緒愈來愈高。失業與街頭的社會救濟仍然稀鬆平常，碼頭上還是擠滿了想上船謀職的工人。這是一個眼看就要陷入深淵谷底的社會，政治人物也為了日漸興起的社會主義風氣而大傷腦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對珍珠港的偷襲眼看要成為壓垮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就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卻諷刺地成為經濟復甦的轉機。在對日宣戰之後，美國進入了戰時經濟，戰爭創造了需求，也因此造成了供給。失業已不成為問題，唯一會讓人覺得稍有不安的，或許只剩下戰場上那隆隆的砲聲，以及飛行器呼嘯而過的引擎聲，這些聲響以人命的代價向每個人的心靈散播恐懼。但誰也沒想到，也正是在這一年，美國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的一個猶太家庭迎來一位新成員，他將在二十年後，在美國人的心靈留下更為震撼的聲音－其名為巴布˙狄倫（Bob Dylan 1941－）。
狄倫本名為羅伯特˙艾倫˙齊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他從小就對音樂展現濃厚的興趣。在他青少年時期，雖然電視業已出現一段時間，但節目並不有趣。[1]對小狄倫來說，最大的娛樂反而是蹲在收音機旁聽電台廣播。當然，他聽的內容不可能是爐邊談話，更不可能是希特勒的演講。對於年少的狄倫來說，最大的樂趣乃是聆聽收音機中飄揚出來的民謠與藍調音樂，以及到朋友家翻找老唱片。[2]對於一個青少年來說，狄倫的音樂傾向顯得與同儕有點格格不入。在五零年代，最令青少年感到興奮的音樂乃是由艾維斯˙普理斯萊（Elvis Presley 1935-1977）所領軍的流行搖滾樂。被台灣暱稱為貓王的這位搖滾巨星，同時也是無數青少年的偶像。但狄倫最為鍾情的樂手，卻是在五零年代後期已無創作，且身患杭廷頓舞蹈症的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 1912－1967）。
鍾情於音樂的狄倫並沒有留在家鄉太久。他雖然在高中與大學第一年都持續從事音樂演奏，也因為對於音樂的熱愛使他放棄了大學的學業，但位於美國中北部，氣候嚴寒又偏僻的明尼蘇達州終究不是他想久待之處。在大學中輟之後，狄倫仍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待了幾個月，在那段期間他主要演奏民謠音樂，也奠定了他往後幾年的主要創作路線。在一九六一年，狄倫拿起了吉他與口琴走上了旅途，傳說狄倫本來要前往藍調與流行搖滾樂正如日中天的芝加哥，但在中途卻改變了主意。他在旅途中聽聞了偶像蓋瑟瑞正在紐約進行療養，因而改往紐約方向踏出腳步。在這個時候，狄倫還不清楚，他這看來隨心所欲的決定，不僅將讓他遇上這一生中難以忘懷的女孩，甚至將讓他走向可能自己完全沒想過的音樂之路。
有關狄倫是採用什麼方法從明尼蘇達抵達紐約，一直都是個大眾有興趣的話題。狄倫的自傳中說他是貨運火車來的，在二零零七年那部毀譽參半的狄倫傳記電影《I’m not there》中再現了這樣的說法。[3]在自傳中，狄倫之所以提到這個問題，是因為被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員問起而回答的。狄倫聲稱他對這類的問題感到相當不耐煩，也因為狄倫素來對個人隱私的重視到了偏執的地步，這樣的說詞有很大可能不是真相。但無論如何，都足以使我們明瞭一件再清楚不過的事實－狄倫實在是個潦倒的窮小子。這樣的經濟情況，也反應在初到紐約的狀況。
或許是由於天生的魅力，狄倫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落腳之後，很快就與當地的民謠圈子打成一片。雖然如此，這仍然沒有改變他窮困的現實。在初到紐約的幾個月，狄倫的行蹤飄忽，過著居無定所，每天倚賴朋友接濟的日子。今天可能看到狄倫躺在某個民謠歌手家中的沙發，明天看到他睡在另外一個民謠歌手家的躺椅。狄倫的困頓並沒有持續太久，一九六一年九月，紐約時報的一篇樂評揭露了狄倫的存在。[4]這篇樂評出現後沒幾天，當年鼎鼎大名的哥倫比亞唱片名製作人約翰˙漢蒙德（John
Hammond）就找上了狄倫。也許是因緣巧合，這位樂壇的伯樂在樂評出現之前，就曾請狄倫替他旗下的女歌手伴奏口琴。[5]我們無法確定漢蒙德根據哪件事情而判斷出狄倫的才華，唯一知道的事情是狄倫與他在十月簽下了一紙六年的合約。萬事俱備，僅欠東風，我們即將進入那放任自流的狄倫世界。但在此之前，我們還是先冷靜下來，看看狄倫到底成長在怎樣的歷史情境之中吧。
2013年2月24日 星期日
一個半世紀的反思：電影「林肯」
談到林肯，最為我們這些「外國人」熟知的事蹟，莫過於他廢除了有色人種的奴隸制度。林肯任內推動的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是美國人權的里程碑，但如果你熟知美國歷史，這項人權成就並沒有改善有色人種在美國的實質處境。
誠如電影所說，有色人種得到了自由，那之後呢？第十三修正案並不是賦予有色人種瓶等權益的修正案，其僅保障「苦役或強迫勞役，除用以懲罰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之任何地方存在。」換句話說，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奴隸制度的廢止，而非有色人種權力的平等。
奴隸制度的廢止有許多的衍伸問題，首先，擔當奴隸制度的主要人口，從今以後不能以奴隸身份工作。也就是說，對以往倚賴奴隸免費勞動力產出商品的奴隸主，在第十三修正案通過之後，其與奴隸的關係由主人－奴隸轉變為雇主－員工。（如果他們還願意繼續做同樣的工作）這代表契約關係的變化，同時也對奴隸主帶來勞力成本的提升。電影中說廢奴會導致南方經濟的惡化，正是基於這種論點。同時，廢止奴隸制度並沒有保障黑人的各項權力，例如教育以及工作上，修正案並沒有保障有色人種的平等。
正是因為如此，100年後才有了1964民權法案。民權法案之後，又經過快50年的光景，美國才誕生了第一位有色人種總統。再回首林肯，已經一百五十年了。在這一百五十年中，美國更換了無數總統，但是林肯的形象在現代卻常植人心。今年「林肯」這部傳記電影不僅在美國票房掀起熱潮，奧斯卡更提名其入圍十二項獎項。為什麼會如此？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林肯是一位符合現代社會價值的歷史英雄。
歷史故事本身有尋求起源的特性，舉凡各種人類得以分門別類的項目，人們都偏好以歷史故事作為敘事的開頭。不僅如此，人們還偏好將起源歸因於英雄人物。舉凡國家的起源，音樂的起源，制度的起源等等。這些可被分門別類的歷史項目，總是有個老祖宗在歷史故事的源頭微笑。而林肯，正是美國民權項目的歷史英雄祖先。誠如電影所說，在林肯之外仍有許多對有色人種民權努力的利益團體，但對歷史故事而言，這些人對權力架構造成的影響遠遠不如林肯。當然，事實是否如此仍有待爭辯，但對於歷史故事選擇以英雄作為敘事主軸的狀況，可以說歷史故事的這種敘事結構，本身符合閱聽歷史故事的人們對於權力架構的想像。也就是說，對大部分人來說，民權的歷史是由偉人構成的歷史，背後的利益團體以及大眾的意向都屬於次要因素。也正因如此，人們才得以心安理得地將鮮血的代價拋諸腦後，享受偉人所留下的這份遺產。
誠如電影所說，有色人種得到了自由，那之後呢？第十三修正案並不是賦予有色人種瓶等權益的修正案，其僅保障「苦役或強迫勞役，除用以懲罰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之任何地方存在。」換句話說，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奴隸制度的廢止，而非有色人種權力的平等。
奴隸制度的廢止有許多的衍伸問題，首先，擔當奴隸制度的主要人口，從今以後不能以奴隸身份工作。也就是說，對以往倚賴奴隸免費勞動力產出商品的奴隸主，在第十三修正案通過之後，其與奴隸的關係由主人－奴隸轉變為雇主－員工。（如果他們還願意繼續做同樣的工作）這代表契約關係的變化，同時也對奴隸主帶來勞力成本的提升。電影中說廢奴會導致南方經濟的惡化，正是基於這種論點。同時，廢止奴隸制度並沒有保障黑人的各項權力，例如教育以及工作上，修正案並沒有保障有色人種的平等。
正是因為如此，100年後才有了1964民權法案。民權法案之後，又經過快50年的光景，美國才誕生了第一位有色人種總統。再回首林肯，已經一百五十年了。在這一百五十年中，美國更換了無數總統，但是林肯的形象在現代卻常植人心。今年「林肯」這部傳記電影不僅在美國票房掀起熱潮，奧斯卡更提名其入圍十二項獎項。為什麼會如此？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林肯是一位符合現代社會價值的歷史英雄。
歷史故事本身有尋求起源的特性，舉凡各種人類得以分門別類的項目，人們都偏好以歷史故事作為敘事的開頭。不僅如此，人們還偏好將起源歸因於英雄人物。舉凡國家的起源，音樂的起源，制度的起源等等。這些可被分門別類的歷史項目，總是有個老祖宗在歷史故事的源頭微笑。而林肯，正是美國民權項目的歷史英雄祖先。誠如電影所說，在林肯之外仍有許多對有色人種民權努力的利益團體，但對歷史故事而言，這些人對權力架構造成的影響遠遠不如林肯。當然，事實是否如此仍有待爭辯，但對於歷史故事選擇以英雄作為敘事主軸的狀況，可以說歷史故事的這種敘事結構，本身符合閱聽歷史故事的人們對於權力架構的想像。也就是說，對大部分人來說，民權的歷史是由偉人構成的歷史，背後的利益團體以及大眾的意向都屬於次要因素。也正因如此，人們才得以心安理得地將鮮血的代價拋諸腦後，享受偉人所留下的這份遺產。
2013年1月11日 星期五
死刑存廢的思考
本來蘋果日報說要刊的，不過看來我寫太長，所以最後蘋果還是放棄刊登了，以下正文。
死刑的存廢隨著重大刑案的發生，議題總是一再被挑起。民意直指與廢除死刑有關的人權團體，認為該類人權團體的言論正助長了罪犯的氣焰。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釐清。但回到死刑的存廢本身，我個人在此有不同的看法。
眾所周知，死刑在現代國家中，並不作為一種報復式的刑罰。死刑的作用，並非在補償被害者家屬的心理狀態，而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既是如此，死刑對於犯罪的嚇阻力是否存在，就是死刑存廢的重點所在。在最近的學術研究中，經濟學家以計量方法得出幾個結論。首先，死刑的存在與否並非嚇阻力的來源，嚇阻力的來源來自於公權力執行死刑的數量。意即，公權力執行愈多死刑，就愈有嚇阻力。同時，也有經濟學家提出，執行死刑的嚇阻力，在小於某個執行數量時，無法得出統計上的意義。最後，經濟學家認為，在謀殺案中最能看出死刑的嚇阻力，其他的案件中，很難由計量分析看出相關性。
乍看之下，似乎應該因為死刑對謀殺案具有嚇阻力，因而支持死刑。但這個理由不夠充分，原因在於學術研究並不確定死刑的嚇阻力是否有被其他手段所取代的方法。再者，任何刑罰都存在嚇阻力，經濟學家並沒有得到死刑的嚇阻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效的結論。而這恰巧是支持死刑一方，常常引用學術文獻做出的過度推論，經濟學家並沒有表示：「死刑對謀殺案的嚇阻力無可取代。」他們只說：「我們確認死刑對謀殺案，大概有這樣的嚇阻效力。」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執行一個死刑能換來減少五件謀殺案，也就是說一條人命至少換來五條人命。乍看之下似乎是個划算的決策，但考慮到我國重大刑案對死刑判決愈來愈少的狀況，死刑遲早會執行完畢。而某些經濟學研究也提到，死刑不執行到一定人數以上，嚇阻力的效用就無法顯現。如果經濟學家是對的，在這種狀況下，法律上就會顯露矛盾。為了得到更多的嚇阻力，就得修改法律或是判決標準，以更為嚴格的方式去判準死刑。而在這種更嚴格的標準之下，等到死刑犯執行完畢，又得讓法律以更嚴格的標準去判定死刑標準。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樣的法律修改過程，最終犧牲的並不是殺人犯與被害人的權益，而是整個國家與社會的福祉。在這過程中，人民必須賦予國家更多權力來保護其人身安全，但同時國家也會因此侵害人民的其他權益。在代議制度下，也就是國民賦予民意代表更多的權力以修改法律。此類權力擴張，很難被大部分經濟學家所接受。因為大多數的經濟學研究也顯示，國家擴張權力，在各種層面上對個人權益的侵害，於邊際效益上，比起得到人身安全保障的效益更為明顯。說得白話一點，國家藉由擴張權力多保障了國民的人身安全10%，但每個國民可能得犧牲20%或更多的個人權益以獲得這樣的保障。就嚇阻力這項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結果無法與功利主義達成哲學上的一致性。
2012年1月16日 星期一
如果你不是炎黃子孫
張光直先生曾經在他的青銅時代一書中闡明一個概念，我手邊沒有這本書，只能以我的理解來重述。簡單來說，張光直認為所謂的三代(夏，商，周)不是傳承朝代的關係。
我們過往習慣於將中國朝代理解成一個沒有斷裂的連續傳承，完全不懷疑這種論述的真實性，這種論述方式也讓我們誤以為，所有繼承中國文化的人都是以「血緣」傳承，也造成一種「大華夏民族」論述。你跟我是兄弟，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繼承了同樣的文化以及血緣，所以我們應該親近，也應該團結，應該結成一個民族國家－也就是現代的中國。
有許多人將這種民族主義的論述歸罪於20世紀初期的中國學者，認為他們將西方的民族主義套用到中國，以達成政治目的。就近期王明珂先生的一些研究看來，這種說法似乎太過高估憑空竄起的論述之力。中國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很早就在發揮他的作用。周代將中原華夏以外的部族都稱為蠻夷戎狄，在漢代的羌族也不被視為華夏的一份子，這些人都被稱為蠻子，跟白人稱呼黑人為Nigger沒什麼兩樣。問題在於，華夏與夷狄的分界從來就不是非常清晰的，任何一個邊境地域肯定會有華夏與夷狄的交界處，這個交界處的「蠻子」，為了避免歧視造成的不方便，或是利益上的損害，他們就自稱自己是華夏子孫，將祖譜上溯炎黃，並且將生活在偏僻地區的夷狄同胞稱為蠻子，偏僻地區又將更偏僻地區的人稱為蠻子，這種華夏認同就呈現一種擴張狀態。
如果這個研究是正確的，那我們不禁想問問，如果每個人都能確實知道自己的祖先來歷，這種華夏認同肯定會崩解。那麼， 現代的中國，到底要如何自處呢？
我們過往習慣於將中國朝代理解成一個沒有斷裂的連續傳承，完全不懷疑這種論述的真實性，這種論述方式也讓我們誤以為，所有繼承中國文化的人都是以「血緣」傳承，也造成一種「大華夏民族」論述。你跟我是兄弟，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繼承了同樣的文化以及血緣，所以我們應該親近，也應該團結，應該結成一個民族國家－也就是現代的中國。
有許多人將這種民族主義的論述歸罪於20世紀初期的中國學者，認為他們將西方的民族主義套用到中國，以達成政治目的。就近期王明珂先生的一些研究看來，這種說法似乎太過高估憑空竄起的論述之力。中國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很早就在發揮他的作用。周代將中原華夏以外的部族都稱為蠻夷戎狄，在漢代的羌族也不被視為華夏的一份子，這些人都被稱為蠻子，跟白人稱呼黑人為Nigger沒什麼兩樣。問題在於，華夏與夷狄的分界從來就不是非常清晰的，任何一個邊境地域肯定會有華夏與夷狄的交界處，這個交界處的「蠻子」，為了避免歧視造成的不方便，或是利益上的損害，他們就自稱自己是華夏子孫，將祖譜上溯炎黃，並且將生活在偏僻地區的夷狄同胞稱為蠻子，偏僻地區又將更偏僻地區的人稱為蠻子，這種華夏認同就呈現一種擴張狀態。
如果這個研究是正確的，那我們不禁想問問，如果每個人都能確實知道自己的祖先來歷，這種華夏認同肯定會崩解。那麼， 現代的中國，到底要如何自處呢？
2012年1月5日 星期四
流行音樂的歷史－Bob Dylan與他的時代
前言：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上，Bob Dylan受主辦單位邀請，以其成名專輯中的一首曲子作為會議的主題曲。此曲名為「A Hard Rain A Gonna Fall」，單就歌詞內容以及2009年在國際環境會議的情境氛圍下看來，此曲似乎在表達環境變遷劇烈的現在，政客們仍為了利益分配而爭論不休，而一般人則為此付出龐大的代價。但Bob Dylan畢竟不是能預見未來的巫師或先知，如何能用1962年的曲子一字未改卻又符合當代議題？這或許說明，文本的意義可能並非由其「本質」所決定，而是由「情境」所決定。
既然假設已定，應該使用何種方法來重建過去的情境就成了歷史學家的課題。一個文本的創作者除了文本以外，還會留下諸如自傳或是親筆信之類的材料。這些材料對於了解其創作的心態和環境無疑無比重要。所以在本文中，我選擇了Bob Dylan的個人自傳做為情境重建的材料之一。透過這本自傳，可以了解Dylan本身對於當時社會情境的一些想法。而且，由於這本自傳並非流水帳，依照時間排序類型的自傳，反而是以Dylan他自己認為重要的事件來寫作的自傳類型。透過其自身的「選擇」，已經替研究者將較為不重要的訊息過濾，是本相當有價值的傳記材料。其次，現代流行音樂的工作者，與過往西方古典音樂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於，現代流行音樂的工作者以創作直接面對普世人群，而古典音樂工作者的客群則至少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群體。在人人具有政治權力的民主體系下，研究直接面對普世人群的流行音樂及其意義，比起過往菁英式的音樂史更具有價值。但研究者畢竟無法將普世人群的意見全部採納考量，在此，我個人使用的方法是以樂評寫作的Dylan傳記作為另外一個主要材料。Greil Marcus曾經在六零年代最有公信力的《滾石》雜誌擔任過樂評，同時他也是眾多Bob Dylan傳記的主要寫作者之一。透過一個樂評眼中的Bob Dylan，以及其選擇的事件，其中可能有Dylan忽略的事件。而因為樂評所代表的評論同樣具有市場價值，一個不受群眾認同的樂評不太可能在滾石雜誌中擔任Bob Dylan相關報導的負責人。所以透過樂評寫作的傳記或是評論，可以較為有效的將群眾以及Bob Dylan連結起來。最後，除了Dylan本人以及樂評所代表的人群以外，其親近之人對於Dylan的描述也相當重要。群眾所見的Dylan透過的媒介是報刊，影像，這些元素構成的Dylan實際上並不完整。而其本人的敘述，也常常會選擇性忽略其本人認為不重要，但實際上相當有意義的情境。在此，本文選擇狄倫1960～1965期間，其女友Suze Rotolo的自傳，其中對Bob Dylan在當時的創作環境有相當有意義的描述。
50年代的流行音樂概況：
現在提起Bob Dylan，多數論述都將其貼上「搖滾英雄」的標籤。Dylan本人倒是對此不以為然。Dylan說：「民謠搖滾？這個名詞讓我覺得像得了疝氣。」簡單來說，其本人對於將他的音樂類型貼上一個固定定義感到相當反感。而實際上，Bob Dylan在現代看來，也實在不太符合我們對於搖滾樂的刻板印象。(諸如吵鬧，留著蓬鬆的長髮，在台上狂飆男高音和電吉他等等。)本文比較偏向將其放在流行音樂的架構中來談論，這個框架的定義較為鬆散，也比較符合Dylan本身那種不斷改變的音樂風格。
總而言之，要突顯Dylan在60年代的特異之處。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50年代的流行音樂到底是什麼樣子。搖滾樂在50年代的末期興起，取代了40～50年代盛極一時的爵士樂。有名的爵士樂樂手貝西伯爵就曾經談到：「第一個表演節目(搖滾樂)開始，那些小伙子全都擠了上去，又是拍手叫喊又是吹口哨，好不快活。接著輪到我們上場表演時，差不多所有的聽眾都站了起來，到外頭去買爆米花、冰淇淋之類的零食，我們對著一個幾乎是空蕩蕩的房子演奏。沒有蓋你。」正是搖滾樂取代爵士樂成為流行音樂主流的明證。
那50年代的主流搖滾樂又是什麼樣子呢？讓我們看看第一位搖滾巨星艾維斯．普理斯萊（Elvis Presley 1935－1977）。在台灣，我們稱呼他－貓王。貓王的歌曲幾乎完全以羅曼史為架構，也就是所謂的愛情歌曲。其歌曲的歌詞絕大多數由Love以及baby兩個單字構成，這也是50年代的搖滾樂曲主調－看起來與現代一般流行音樂沒什麼兩樣。在一般的搖滾史中，雖然在追溯搖滾樂起源時，會提到Little Richard或是Chuck Berry等等黑人歌手在詞曲豐富度上的貢獻，以及他們對後來走「Bob Dylan路線」藝術家的影響。但畢竟這些人在50年代的搖滾樂並非主流，總而言之，在50年代主流的流行音樂－搖滾樂上，實在看不出來這些歌詞有什麼社會關懷。
Bob Dylan與60年代：
時至60年代，Bob Dylan在1962年發售了其第一張專輯，專輯名稱以其藝名命名。這張專輯中，多半以翻唱經典民謠為主，並未引起市場太多注意。在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則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這張專輯中的＂Blowin’ in the Wind＂以及＂Master of War＂，＂ 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
被群眾認為是反戰歌曲的經典。嘿，你沒看錯，在前言中那首聽起來是環境關懷的歌曲，在創作的那個時間點，被認為是描述戰爭的殘酷。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差？得由這張專輯的情境來分析。
Bob Dylan本名Robert Allen Zimmermen，出生於1941年的明尼蘇達州。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他回想起他求學過程中的教育，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前幾年一起作戰的蘇聯戰友，過沒幾年就成了美國人口中會空降跳傘到美國本土進行割喉作戰的敵人。在Dylan受教育的50年代，美國的教育政策與社會輿論深受麥卡錫主義影響。60年代的麥納馬拉在其傳記中，檢討美國為何會不明智的捲入越戰時，就曾經提到美國在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使得美國對亞洲各國的共產黨完全缺乏認識。在美國的想像中，共產國際是一個整體敵人，領頭的蘇聯可以運用馬列主義消弭國際政治阻礙，進而團結共產力量來對抗美國。美國的50年代情境有點類似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那「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狀況，而Dylan正是在這種情境中長大。在Dylan的成長時期，廣播以及電視是最主要的傳播媒體，但後者仍然不算非常普級，地方電視節目在明尼蘇達這種較不富裕的地區並不興盛。而Discovery曾經介紹過白宮的採訪文化，在甘迺迪上任之前，白宮雖然開放記者採訪，但採訪方式卻不太開放。記者主要能得到的資訊由白宮發言人主動告知，如果今天白宮沒什麼事情想告訴記者，就會告知「今天沒什麼料可報」，然後記者一哄而散。這是一種單方向的資訊操作，與現代的政府－媒體互動不太相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美國政客可以在50年代操弄恐懼共產黨的情緒，因為資訊並非透明的雙向溝通，而僅僅是單向的操作。
時至60年代，Dylan在其20歲時隻身來到紐約。紐約在當時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的商業城市，坐擁世界最多的商機。這些商機吸引了各方不同的人群湧入，也帶來了多元的文化，當然也包含了Dylan所醉心的民謠(folk)歌曲。紐約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是民謠歌曲的大本營，在這裡擁有許多民謠藝人。在Dylan的自傳中多有敘述，Dylan也提到他到紐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探望Woody Guthrie－他心目中的偶像，同時也是當時格林威治村最負盛名的抗議歌手。格林威治村這個地區，長久以來擁有根深蒂固的左派傳統。不僅僅是左派在一般時刻強調的平等理念，Dylan女友Suze，同時是一個從格林威治長大的女孩，在她的傳記中提到，格林威治不僅左，而且還是許多義大利裔美國共產黨員的聚集地。其父親就擔任美國共產黨的要職，她的父母從小就禁止其接觸一些資本主義傾向的讀物，Suze對這種教育雖然有反感，但是也種下了她日後在左翼自由派議題上著力頗深的傾向。Suze自傳中寫道，她非常在意當時的民權議題（主要是黑人的人權問題），並且特別將其與黑人一起幫傭的經歷寫出來，雖然皆身為幫傭，但Suze卻深刻感受到黑人幫傭對其仍是客客氣氣，詢問之下，黑人幫傭才用一種無奈卻又理所當然的態度回答她：「小姐，你可是白人啊。」這自然讓深受左派平等思想影響的Suze相當震撼與不滿。
另外Dylan也在其自傳中不經意的提到幾位在格林威治結識的藝人，Dylan自稱對他們的政治傾向不感興趣，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Dylan提到的這些人清一色都喜歡談論共產黨思想與美國當代議題。這些人的的確確是不折不扣的左派份子，而Dylan在這種環境之下，演唱的歌曲自然也從中提取不少左派的社會關懷。無怪乎左派的學者在Dylan紅透半邊天之後稱呼其為「社會的良心」，因為早期的Dylan歌曲，確實是走左派的社會關懷路線。而這種路線也與Woody Guthrie相同，差別只在於，Dylan的時代是一個平等比自由重要的年代，是一個對政府不信任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希望政府有所做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Dylan的社會關懷來得即時又讓人不寒而慄。尤其是那首「大雨即將落下」，時逢古巴危機剛過沒幾個月，歌詞中的地獄景象，落下的大雨，政客的虛幻話語，很容易就被人聯想到核彈落下後造成的世界大戰，而政客卻告訴我們這些不會發生。這是Dylan一開始的成功之因，他確實讓音樂與這個社會情境做了一個完美結合。
但是在1965年，Dylan很快就脫離這種純粹左派的抗議路線。他拿起電吉他，戴上墨鏡，穿上黑色皮夾克，玩起了搖滾樂。在『重訪61號公路』這張真正的搖滾樂專輯之前，Dylan發行了一張名為「另一面的Bob Dylan」的專輯，預告了其音樂路線的轉型。而在『重訪61號公路』發行之前，Dylan發行了到現在仍然令人肅然起敬的搖滾樂曲「像一顆滾石」。這首歌乍聽之下，實在不像是一般的搖滾音樂，其帶有濃濃的民謠風格，但是卻參雜電吉他以及重音鼓的演奏。更令人頭皮發麻的是那讓年輕人感同身受的歌詞，完全唱出當時20歲左右的人物心聲。樂評Greil Marcus在關於這首歌的Dylan傳記中就收錄了兩個精彩故事。一個是滾石創辦人，另外一個是被稱為吉他之神的Jimi Hendrix。這兩人都表示，Dylan這首歌宛如他們的過往人生。同時這也是Dylan第一張賣破百萬的單曲，更不要提其後續的『重訪61號公路』專輯造成多大的影響力。在這張專輯中，「削瘦之人的抒情曲」帶著依然辛辣的風格，與「像一顆滾石」一樣使用重複的大量問句，帶出其對社會的困惑與不滿。接下來在1966的「金髮美女」專輯中，一樣大量使用你我他的歌詞形式進行一種寓言式的討論。在搖滾樂的轉型中，Bob Dylan從一個民謠抗議小子搖身一變成為透過社會描寫以探索自我困惑的冒險者。在Dylan轉變的時期，正是美國面臨許多重大抉擇的時刻。先是甘迺迪在1963年年底的遇刺，內政是詹森的民權法案以及大社會改革，外交上正在面臨越戰抉擇。這些議題，特別是與越戰有關的議題，都讓時值社會中堅的青年感到徬徨不安，過往的經驗已經不足以應付新的時代，原本強調自由的美國政府現在正野心勃勃的要實行社會正義。原本富裕的60年代生活要蒙上戰爭陰影(這些要打越戰的可不是二戰的老兵，而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戰後嬰兒潮)。這是讓年輕人困惑的年代，而Dylan正是那個困惑的發聲者與代言人。這種情境促成了Dylan歌曲的誕生，同時也成就了Dylan的商業成功，但反過來說，Dylan的歌曲也強化了這種困惑的氛圍，並且將這種個人心靈的探索傳播到其他搖滾樂寫作。The Beatles以及The Rolling Stones這兩個與Dylan分別繼承不同流行音樂傳統的代表樂團，紛紛在1965年以後進行了歌詞寫作的大轉向。從此搖滾樂再也不僅僅是那個讓人搖擺跳舞，談情說愛的愉悅音樂了。它更豐富，更引人深省，但是同時卻也更沉重了。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上，Bob Dylan受主辦單位邀請，以其成名專輯中的一首曲子作為會議的主題曲。此曲名為「A Hard Rain A Gonna Fall」，單就歌詞內容以及2009年在國際環境會議的情境氛圍下看來，此曲似乎在表達環境變遷劇烈的現在，政客們仍為了利益分配而爭論不休，而一般人則為此付出龐大的代價。但Bob Dylan畢竟不是能預見未來的巫師或先知，如何能用1962年的曲子一字未改卻又符合當代議題？這或許說明，文本的意義可能並非由其「本質」所決定，而是由「情境」所決定。
既然假設已定，應該使用何種方法來重建過去的情境就成了歷史學家的課題。一個文本的創作者除了文本以外，還會留下諸如自傳或是親筆信之類的材料。這些材料對於了解其創作的心態和環境無疑無比重要。所以在本文中，我選擇了Bob Dylan的個人自傳做為情境重建的材料之一。透過這本自傳，可以了解Dylan本身對於當時社會情境的一些想法。而且，由於這本自傳並非流水帳，依照時間排序類型的自傳，反而是以Dylan他自己認為重要的事件來寫作的自傳類型。透過其自身的「選擇」，已經替研究者將較為不重要的訊息過濾，是本相當有價值的傳記材料。其次，現代流行音樂的工作者，與過往西方古典音樂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於，現代流行音樂的工作者以創作直接面對普世人群，而古典音樂工作者的客群則至少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群體。在人人具有政治權力的民主體系下，研究直接面對普世人群的流行音樂及其意義，比起過往菁英式的音樂史更具有價值。但研究者畢竟無法將普世人群的意見全部採納考量，在此，我個人使用的方法是以樂評寫作的Dylan傳記作為另外一個主要材料。Greil Marcus曾經在六零年代最有公信力的《滾石》雜誌擔任過樂評，同時他也是眾多Bob Dylan傳記的主要寫作者之一。透過一個樂評眼中的Bob Dylan，以及其選擇的事件，其中可能有Dylan忽略的事件。而因為樂評所代表的評論同樣具有市場價值，一個不受群眾認同的樂評不太可能在滾石雜誌中擔任Bob Dylan相關報導的負責人。所以透過樂評寫作的傳記或是評論，可以較為有效的將群眾以及Bob Dylan連結起來。最後，除了Dylan本人以及樂評所代表的人群以外，其親近之人對於Dylan的描述也相當重要。群眾所見的Dylan透過的媒介是報刊，影像，這些元素構成的Dylan實際上並不完整。而其本人的敘述，也常常會選擇性忽略其本人認為不重要，但實際上相當有意義的情境。在此，本文選擇狄倫1960～1965期間，其女友Suze Rotolo的自傳，其中對Bob Dylan在當時的創作環境有相當有意義的描述。
50年代的流行音樂概況：
現在提起Bob Dylan，多數論述都將其貼上「搖滾英雄」的標籤。Dylan本人倒是對此不以為然。Dylan說：「民謠搖滾？這個名詞讓我覺得像得了疝氣。」簡單來說，其本人對於將他的音樂類型貼上一個固定定義感到相當反感。而實際上，Bob Dylan在現代看來，也實在不太符合我們對於搖滾樂的刻板印象。(諸如吵鬧，留著蓬鬆的長髮，在台上狂飆男高音和電吉他等等。)本文比較偏向將其放在流行音樂的架構中來談論，這個框架的定義較為鬆散，也比較符合Dylan本身那種不斷改變的音樂風格。
總而言之，要突顯Dylan在60年代的特異之處。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50年代的流行音樂到底是什麼樣子。搖滾樂在50年代的末期興起，取代了40～50年代盛極一時的爵士樂。有名的爵士樂樂手貝西伯爵就曾經談到：「第一個表演節目(搖滾樂)開始，那些小伙子全都擠了上去，又是拍手叫喊又是吹口哨，好不快活。接著輪到我們上場表演時，差不多所有的聽眾都站了起來，到外頭去買爆米花、冰淇淋之類的零食，我們對著一個幾乎是空蕩蕩的房子演奏。沒有蓋你。」正是搖滾樂取代爵士樂成為流行音樂主流的明證。
那50年代的主流搖滾樂又是什麼樣子呢？讓我們看看第一位搖滾巨星艾維斯．普理斯萊（Elvis Presley 1935－1977）。在台灣，我們稱呼他－貓王。貓王的歌曲幾乎完全以羅曼史為架構，也就是所謂的愛情歌曲。其歌曲的歌詞絕大多數由Love以及baby兩個單字構成，這也是50年代的搖滾樂曲主調－看起來與現代一般流行音樂沒什麼兩樣。在一般的搖滾史中，雖然在追溯搖滾樂起源時，會提到Little Richard或是Chuck Berry等等黑人歌手在詞曲豐富度上的貢獻，以及他們對後來走「Bob Dylan路線」藝術家的影響。但畢竟這些人在50年代的搖滾樂並非主流，總而言之，在50年代主流的流行音樂－搖滾樂上，實在看不出來這些歌詞有什麼社會關懷。
Bob Dylan與60年代：
時至60年代，Bob Dylan在1962年發售了其第一張專輯，專輯名稱以其藝名命名。這張專輯中，多半以翻唱經典民謠為主，並未引起市場太多注意。在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則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這張專輯中的＂Blowin’ in the Wind＂以及＂Master of War＂，＂ 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
被群眾認為是反戰歌曲的經典。嘿，你沒看錯，在前言中那首聽起來是環境關懷的歌曲，在創作的那個時間點，被認為是描述戰爭的殘酷。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差？得由這張專輯的情境來分析。
Bob Dylan本名Robert Allen Zimmermen，出生於1941年的明尼蘇達州。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他回想起他求學過程中的教育，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前幾年一起作戰的蘇聯戰友，過沒幾年就成了美國人口中會空降跳傘到美國本土進行割喉作戰的敵人。在Dylan受教育的50年代，美國的教育政策與社會輿論深受麥卡錫主義影響。60年代的麥納馬拉在其傳記中，檢討美國為何會不明智的捲入越戰時，就曾經提到美國在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使得美國對亞洲各國的共產黨完全缺乏認識。在美國的想像中，共產國際是一個整體敵人，領頭的蘇聯可以運用馬列主義消弭國際政治阻礙，進而團結共產力量來對抗美國。美國的50年代情境有點類似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那「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狀況，而Dylan正是在這種情境中長大。在Dylan的成長時期，廣播以及電視是最主要的傳播媒體，但後者仍然不算非常普級，地方電視節目在明尼蘇達這種較不富裕的地區並不興盛。而Discovery曾經介紹過白宮的採訪文化，在甘迺迪上任之前，白宮雖然開放記者採訪，但採訪方式卻不太開放。記者主要能得到的資訊由白宮發言人主動告知，如果今天白宮沒什麼事情想告訴記者，就會告知「今天沒什麼料可報」，然後記者一哄而散。這是一種單方向的資訊操作，與現代的政府－媒體互動不太相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美國政客可以在50年代操弄恐懼共產黨的情緒，因為資訊並非透明的雙向溝通，而僅僅是單向的操作。
時至60年代，Dylan在其20歲時隻身來到紐約。紐約在當時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的商業城市，坐擁世界最多的商機。這些商機吸引了各方不同的人群湧入，也帶來了多元的文化，當然也包含了Dylan所醉心的民謠(folk)歌曲。紐約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是民謠歌曲的大本營，在這裡擁有許多民謠藝人。在Dylan的自傳中多有敘述，Dylan也提到他到紐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探望Woody Guthrie－他心目中的偶像，同時也是當時格林威治村最負盛名的抗議歌手。格林威治村這個地區，長久以來擁有根深蒂固的左派傳統。不僅僅是左派在一般時刻強調的平等理念，Dylan女友Suze，同時是一個從格林威治長大的女孩，在她的傳記中提到，格林威治不僅左，而且還是許多義大利裔美國共產黨員的聚集地。其父親就擔任美國共產黨的要職，她的父母從小就禁止其接觸一些資本主義傾向的讀物，Suze對這種教育雖然有反感，但是也種下了她日後在左翼自由派議題上著力頗深的傾向。Suze自傳中寫道，她非常在意當時的民權議題（主要是黑人的人權問題），並且特別將其與黑人一起幫傭的經歷寫出來，雖然皆身為幫傭，但Suze卻深刻感受到黑人幫傭對其仍是客客氣氣，詢問之下，黑人幫傭才用一種無奈卻又理所當然的態度回答她：「小姐，你可是白人啊。」這自然讓深受左派平等思想影響的Suze相當震撼與不滿。
另外Dylan也在其自傳中不經意的提到幾位在格林威治結識的藝人，Dylan自稱對他們的政治傾向不感興趣，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Dylan提到的這些人清一色都喜歡談論共產黨思想與美國當代議題。這些人的的確確是不折不扣的左派份子，而Dylan在這種環境之下，演唱的歌曲自然也從中提取不少左派的社會關懷。無怪乎左派的學者在Dylan紅透半邊天之後稱呼其為「社會的良心」，因為早期的Dylan歌曲，確實是走左派的社會關懷路線。而這種路線也與Woody Guthrie相同，差別只在於，Dylan的時代是一個平等比自由重要的年代，是一個對政府不信任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希望政府有所做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Dylan的社會關懷來得即時又讓人不寒而慄。尤其是那首「大雨即將落下」，時逢古巴危機剛過沒幾個月，歌詞中的地獄景象，落下的大雨，政客的虛幻話語，很容易就被人聯想到核彈落下後造成的世界大戰，而政客卻告訴我們這些不會發生。這是Dylan一開始的成功之因，他確實讓音樂與這個社會情境做了一個完美結合。
但是在1965年，Dylan很快就脫離這種純粹左派的抗議路線。他拿起電吉他，戴上墨鏡，穿上黑色皮夾克，玩起了搖滾樂。在『重訪61號公路』這張真正的搖滾樂專輯之前，Dylan發行了一張名為「另一面的Bob Dylan」的專輯，預告了其音樂路線的轉型。而在『重訪61號公路』發行之前，Dylan發行了到現在仍然令人肅然起敬的搖滾樂曲「像一顆滾石」。這首歌乍聽之下，實在不像是一般的搖滾音樂，其帶有濃濃的民謠風格，但是卻參雜電吉他以及重音鼓的演奏。更令人頭皮發麻的是那讓年輕人感同身受的歌詞，完全唱出當時20歲左右的人物心聲。樂評Greil Marcus在關於這首歌的Dylan傳記中就收錄了兩個精彩故事。一個是滾石創辦人，另外一個是被稱為吉他之神的Jimi Hendrix。這兩人都表示，Dylan這首歌宛如他們的過往人生。同時這也是Dylan第一張賣破百萬的單曲，更不要提其後續的『重訪61號公路』專輯造成多大的影響力。在這張專輯中，「削瘦之人的抒情曲」帶著依然辛辣的風格，與「像一顆滾石」一樣使用重複的大量問句，帶出其對社會的困惑與不滿。接下來在1966的「金髮美女」專輯中，一樣大量使用你我他的歌詞形式進行一種寓言式的討論。在搖滾樂的轉型中，Bob Dylan從一個民謠抗議小子搖身一變成為透過社會描寫以探索自我困惑的冒險者。在Dylan轉變的時期，正是美國面臨許多重大抉擇的時刻。先是甘迺迪在1963年年底的遇刺，內政是詹森的民權法案以及大社會改革，外交上正在面臨越戰抉擇。這些議題，特別是與越戰有關的議題，都讓時值社會中堅的青年感到徬徨不安，過往的經驗已經不足以應付新的時代，原本強調自由的美國政府現在正野心勃勃的要實行社會正義。原本富裕的60年代生活要蒙上戰爭陰影(這些要打越戰的可不是二戰的老兵，而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戰後嬰兒潮)。這是讓年輕人困惑的年代，而Dylan正是那個困惑的發聲者與代言人。這種情境促成了Dylan歌曲的誕生，同時也成就了Dylan的商業成功，但反過來說，Dylan的歌曲也強化了這種困惑的氛圍，並且將這種個人心靈的探索傳播到其他搖滾樂寫作。The Beatles以及The Rolling Stones這兩個與Dylan分別繼承不同流行音樂傳統的代表樂團，紛紛在1965年以後進行了歌詞寫作的大轉向。從此搖滾樂再也不僅僅是那個讓人搖擺跳舞，談情說愛的愉悅音樂了。它更豐富，更引人深省，但是同時卻也更沉重了。
2012年1月2日 星期一
二手文獻不如原典的學術迷思
清大的退休教授彭明輝先生，在其最近的文章中寫道：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聽懂他的課程內容就表示你懂得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思想。Michael Sandel 很擅長在他設計的脈絡下引導學生去發現判斷對錯的各種角度（angle），也擅長把複雜而深奧的思想用簡潔的方式摘要成易懂的陳述，但是他在課堂上的介紹都只能叫做「精簡版的二手傳播」。妳如果試著去讀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原著（或全譯本），一定會發現讀不懂；如果妳硬著頭皮把原著（或全譯本）熟讀兩三次，我相信你一定有機會發現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思想遠比 Michael Sandel 的介紹更精彩、深刻而富啟發性。
不僅哲學如此，社會學、人類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類的經典都有這樣的特性：原著（或全譯本）遠比二手傳播更精彩，更難讀懂；但是即使只讀懂原著（或全譯本）的十分之一，往往收穫還是遠遠超過讀懂一整本的二手傳播。我自己的讀書經驗告訴我：二手傳播之所以易懂，是因為他們把原著難懂的部分都截去（隱藏起來），只講易懂的；但是原著之所以精彩，卻正好就是因為難懂的部分。
道理其實很簡單：人文與社會科學經典著作的原作者都是不世出的人才，跟他們才華一般高的大概都自己去寫經典著作了；而二手書的作者往往才華就是不及這些經典的作者，他們沒有能力把一件很難說得清楚的事給說得比原著更清楚，而只能把自己也說不清楚的事給刪除，留下易懂的給讀者。」
首先，姑且不論我個人不熟悉的康德或是小彌爾，這兩位的經典著作如第一批判，對自由主義的論證等等我都沒唸過。但是就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個人實在無法理解原典比二手文獻更有價值的說法何在。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本社會學中經典且不太易讀的著作，學術期刊中對這本書的討論多如牛毛。諸如Weber在方法上的idea type使用，其個人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是否正確，對新教倫理的深入程度為何等等。經過80年的學術累積，現今Weber在學術上的成就僅僅留下其idea type的方法，其論證內容幾乎已經被拋棄不用。其內容充滿著，受限於時代因素而產生的，西方對其他文明的偏見。閱讀這個原典，就我個人看來僅有學習Weber如何處理比較方法的功用，而沒有其他特別的成果。
如果今天是要理解Weber為何會寫出這種作品，需要把這個作品閱讀完畢自然是必要的功課。問題在於，如果以彭先生的文章看來，他似乎認為要理解現代的社會學必須閱讀那些經典作品，那就錯了。現代學術講究的是成果累積以及去蕪存菁，大量的二手文獻都是在做這種事情，透過閱讀二手文獻，我們確實可以有效率的理解現代學術中認為那些經典的重要概念還留存至今。例如多數人都沒唸過牛頓的數學原理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可是我們仍然能透過二手文獻清楚理解其中的概念。況且愛因斯坦也說過：「If you can't explain it simply,you don't understand it well.」清楚簡單的二手文獻代表的是概念被正確的理解，並沒有辦法作為高下判定的依據。
作為一個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者，我必須說彭先生對類似的人文學科抱持著太過糟糕的思古情懷。經典作品的產生是具有當代意義的，他們提出一些劃時代的方法或是概念，但不代表其內容整本都禁得起現代批判。如果彭先生是要說以閱讀經典作品來做為一種批判訓練(雖然看起來實在不太像)，那我個人倒是表示贊同的。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聽懂他的課程內容就表示你懂得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思想。Michael Sandel 很擅長在他設計的脈絡下引導學生去發現判斷對錯的各種角度（angle），也擅長把複雜而深奧的思想用簡潔的方式摘要成易懂的陳述，但是他在課堂上的介紹都只能叫做「精簡版的二手傳播」。妳如果試著去讀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原著（或全譯本），一定會發現讀不懂；如果妳硬著頭皮把原著（或全譯本）熟讀兩三次，我相信你一定有機會發現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思想遠比 Michael Sandel 的介紹更精彩、深刻而富啟發性。
不僅哲學如此，社會學、人類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類的經典都有這樣的特性：原著（或全譯本）遠比二手傳播更精彩，更難讀懂；但是即使只讀懂原著（或全譯本）的十分之一，往往收穫還是遠遠超過讀懂一整本的二手傳播。我自己的讀書經驗告訴我：二手傳播之所以易懂，是因為他們把原著難懂的部分都截去（隱藏起來），只講易懂的；但是原著之所以精彩，卻正好就是因為難懂的部分。
道理其實很簡單：人文與社會科學經典著作的原作者都是不世出的人才，跟他們才華一般高的大概都自己去寫經典著作了；而二手書的作者往往才華就是不及這些經典的作者，他們沒有能力把一件很難說得清楚的事給說得比原著更清楚，而只能把自己也說不清楚的事給刪除，留下易懂的給讀者。」
首先，姑且不論我個人不熟悉的康德或是小彌爾，這兩位的經典著作如第一批判，對自由主義的論證等等我都沒唸過。但是就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個人實在無法理解原典比二手文獻更有價值的說法何在。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本社會學中經典且不太易讀的著作，學術期刊中對這本書的討論多如牛毛。諸如Weber在方法上的idea type使用，其個人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是否正確，對新教倫理的深入程度為何等等。經過80年的學術累積，現今Weber在學術上的成就僅僅留下其idea type的方法，其論證內容幾乎已經被拋棄不用。其內容充滿著，受限於時代因素而產生的，西方對其他文明的偏見。閱讀這個原典，就我個人看來僅有學習Weber如何處理比較方法的功用，而沒有其他特別的成果。
如果今天是要理解Weber為何會寫出這種作品，需要把這個作品閱讀完畢自然是必要的功課。問題在於，如果以彭先生的文章看來，他似乎認為要理解現代的社會學必須閱讀那些經典作品，那就錯了。現代學術講究的是成果累積以及去蕪存菁，大量的二手文獻都是在做這種事情，透過閱讀二手文獻，我們確實可以有效率的理解現代學術中認為那些經典的重要概念還留存至今。例如多數人都沒唸過牛頓的數學原理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可是我們仍然能透過二手文獻清楚理解其中的概念。況且愛因斯坦也說過：「If you can't explain it simply,you don't understand it well.」清楚簡單的二手文獻代表的是概念被正確的理解，並沒有辦法作為高下判定的依據。
作為一個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者，我必須說彭先生對類似的人文學科抱持著太過糟糕的思古情懷。經典作品的產生是具有當代意義的，他們提出一些劃時代的方法或是概念，但不代表其內容整本都禁得起現代批判。如果彭先生是要說以閱讀經典作品來做為一種批判訓練(雖然看起來實在不太像)，那我個人倒是表示贊同的。
2011年5月25日 星期三
學歷史的用途？
常常我們看到討論歷史教學的文章，大多數都承認歷史很重要，但是說到為什麼歷史很重要，歷史有什麼用途，這些理由不是模糊不清，不然就是讓人覺得唱高調。
像有名的唐太宗說法：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這種說法純屬虎爛。研究歷史唯一能夠讓我們得到的結論只有：「其實我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當然更不可能知道為什麼朝代會興替。但是這個結論並非歷史研究的價值。歷史的價值，或者說用途，在於認識自己是如何與這世界產生關係。
舉例來說：對於同性戀問題，我的情緒以及判斷是毫無理由的嗎？我支持同性戀教材的理由是我自己的理由嗎？如果我的理由是來自其他人所賦予我的，那我們要問的就是，這些人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使我覺得「我的理由」合理？
這個認識過程很可能徒勞無功，因為你會發現歷史中的因果關係有時候，不，應該說，「通常」都交纏不清，研究方法的限制，個人的精力等等因素，很可能讓你只得到一個片面的答案。但是無論如何，這個研究過程確確實實的讓你又釐清了一個小問題，雖然以「歷史就是過去的總和」這種角度來看，這個成果微不足道又可能是錯的，至少研究者在這裡，他可能將自己看待過去的角度又翻了幾翻。這有點像是看萬花筒，你不知道當自己的概念透過研究翻轉時，過去的世界又呈現出什麼樣的樣貌。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或者說是歷史讀者，透過回顧過去來認識當下的自己(雖然那可能是錯的)，那是一種自我的修正與對話。透過歷史，他人的經驗，汲取教訓，這些東西根本無關緊要，重點仍然是自我，我們是這個時間洪流中的什麼角色？這點唯有透過閱讀歷史，面對歷史，才有可能獲得一個讓心靈滿足的解答。
像有名的唐太宗說法：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這種說法純屬虎爛。研究歷史唯一能夠讓我們得到的結論只有：「其實我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當然更不可能知道為什麼朝代會興替。但是這個結論並非歷史研究的價值。歷史的價值，或者說用途，在於認識自己是如何與這世界產生關係。
舉例來說：對於同性戀問題，我的情緒以及判斷是毫無理由的嗎？我支持同性戀教材的理由是我自己的理由嗎？如果我的理由是來自其他人所賦予我的，那我們要問的就是，這些人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使我覺得「我的理由」合理？
這個認識過程很可能徒勞無功，因為你會發現歷史中的因果關係有時候，不，應該說，「通常」都交纏不清，研究方法的限制，個人的精力等等因素，很可能讓你只得到一個片面的答案。但是無論如何，這個研究過程確確實實的讓你又釐清了一個小問題，雖然以「歷史就是過去的總和」這種角度來看，這個成果微不足道又可能是錯的，至少研究者在這裡，他可能將自己看待過去的角度又翻了幾翻。這有點像是看萬花筒，你不知道當自己的概念透過研究翻轉時，過去的世界又呈現出什麼樣的樣貌。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或者說是歷史讀者，透過回顧過去來認識當下的自己(雖然那可能是錯的)，那是一種自我的修正與對話。透過歷史，他人的經驗，汲取教訓，這些東西根本無關緊要，重點仍然是自我，我們是這個時間洪流中的什麼角色？這點唯有透過閱讀歷史，面對歷史，才有可能獲得一個讓心靈滿足的解答。
2011年3月28日 星期一
科技來自於人性
這句俗諺通常帶點戲謔性質，不過剛才看了一本書，讓我重新思考了這句話。
Felipe Fernandez-Armesto在他近期的著作<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中批評了現代研究中對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些錯誤預設。他是這麼說的：「各種唯物論都解釋不清量產農業的起因，研究者就只得轉而求諸宗教，或是整個文化之中尋求原因。若試圖只從理性著手，或只按經濟學家所說的和理性觀點來解釋文明，實在是走錯了路。我們已測試過經濟自由主義，結果卻發現它解釋的力到只能說還可以。既然如此，我們大可拋掉有關人性的一種最難纏的古老迷思，那就是人並非經濟的動物。我們做的決定並不必然是受利己之心的指導，集體做的決定由其不是。懶散與任性是比利己心更普遍存在的人性特徵。」
這句話反駁的重點在於，Armesto不認為「進步」這個概念是被人的理性所支配的，如果進步這個概念存在，他的起源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宗教，懶惰。農業起源於宗教是一些人類學家的看法，他們認為集體的耕作，最初的出現是一種對神膜拜的儀式。收穫是一種集體娛樂，這種集體勞動經驗幫助了社群的鞏固，藉由一整年的辛苦勞作以及收獲時刻的歡宴，造就了現代我們看起來是「進步」的文明。
這不禁讓我想到，新世代的科技如果是一種進步，他們最初的概念或許根本與理性的「進步」無關。許多人預設，我們的發展仰賴我們的理性認為：「因為這樣做可以帶來怎樣的好處，所以我們這樣做。」問題在於許多的科技發展其實並不那麼具有方向性。例如：Facebook，最初只是一位哈佛大學不擅社交的學生想要讓自己多點朋友的社群網站，現在成為了網路發展的新方向。這個例子包含的人性是懶散與渴望人群交際的非理性，而不是一個明確「這樣做會比較好，我可以賺到多少錢」的理性思維。
所以科技的確來自於人性，只不過通常都是為了滿足非理性的需求而產生的。
Felipe Fernandez-Armesto在他近期的著作<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中批評了現代研究中對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些錯誤預設。他是這麼說的：「各種唯物論都解釋不清量產農業的起因，研究者就只得轉而求諸宗教，或是整個文化之中尋求原因。若試圖只從理性著手，或只按經濟學家所說的和理性觀點來解釋文明，實在是走錯了路。我們已測試過經濟自由主義，結果卻發現它解釋的力到只能說還可以。既然如此，我們大可拋掉有關人性的一種最難纏的古老迷思，那就是人並非經濟的動物。我們做的決定並不必然是受利己之心的指導，集體做的決定由其不是。懶散與任性是比利己心更普遍存在的人性特徵。」
這句話反駁的重點在於，Armesto不認為「進步」這個概念是被人的理性所支配的，如果進步這個概念存在，他的起源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宗教，懶惰。農業起源於宗教是一些人類學家的看法，他們認為集體的耕作，最初的出現是一種對神膜拜的儀式。收穫是一種集體娛樂，這種集體勞動經驗幫助了社群的鞏固，藉由一整年的辛苦勞作以及收獲時刻的歡宴，造就了現代我們看起來是「進步」的文明。
這不禁讓我想到，新世代的科技如果是一種進步，他們最初的概念或許根本與理性的「進步」無關。許多人預設，我們的發展仰賴我們的理性認為：「因為這樣做可以帶來怎樣的好處，所以我們這樣做。」問題在於許多的科技發展其實並不那麼具有方向性。例如：Facebook，最初只是一位哈佛大學不擅社交的學生想要讓自己多點朋友的社群網站，現在成為了網路發展的新方向。這個例子包含的人性是懶散與渴望人群交際的非理性，而不是一個明確「這樣做會比較好，我可以賺到多少錢」的理性思維。
所以科技的確來自於人性，只不過通常都是為了滿足非理性的需求而產生的。
2011年3月20日 星期日
命運規劃局－理性的進步 v.s 感性的退步？
關於這部電影，主題有趣，處理手法卻有點失敗。劇情的重點在一個命運被上帝規劃要成為美國總統的傢伙，拼了命的要違抗這種命定。在這個過程中，有如專案幹員的天使則想盡辦法阻止他這種「脫離規劃」的行為。
劇情的重點其實頗為簡單，在主角David與綽號Hammer的天使湯普森對話中一覽無遺。湯普森告訴David，你認為自己有自由意志，那是個幻覺。羅馬帝國的時候上帝決定不干涉人類的命運，於是人類因為「感情用事」進入了中古黑暗時期。上帝覺得這樣不行，於是又開始干涉人的自由意志，讓理性凌駕於感性，於是我們有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到1910年，上帝決定再次放手，人類馬上就搞出兩次世界大戰，古巴危機，所以60年代以後上帝再次接手，人類從古巴危機後，至少到現在沒有什麼特別嚴重的自我毀滅行為。
劇情到最後的解套辦法是，男主角David憑藉過人的勇氣與毅力，堅持自己的意志，換到了上帝改寫其命運的結果。
讓我們先擺脫掉這其中透露出來的哲學問題：也就是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相容與否問題。這是一個非該主題研究者難以說明清楚的問題，我在這裡也不打算自曝其短。我要問的問題是：我們的繁榮，或者說是進步是完全倚賴理性思考嗎？
首先，繁榮如果意指的是經濟上的優勢，那歷史上顯然有很多看起來不太理性的帝國，他們的經濟成就輝煌得很，例如南宋王朝或是蒙古帝國。如果所謂的進步是相對發展快速，那中國在17世紀以前的科學成就則是遠遠超過歐洲，但是歐洲在傳統的哲學思維上，顯然比起中國是較為理性。（如果，我們用的是現在的標準的話）
另外，如果進步意指的是更為平等的權力分配，那我們仍然可以找出許多不倚賴理性做出的權力訴求。例如美國在60年代簽署的人權法案，催生這個法案的功臣如馬丁路德金恩牧師，麥爾坎˙X等等，這些人並不是對群眾訴求理性的認同，而是情感上的。金恩派的黑人在這個時代對白人動之以情，說明在基督教的教義中，黑與白本是兄弟。麥爾坎的黑人激進主義讓黑人確實團結起來，成為一股政治上不可忽視的團體。在這個時代出現的搖滾巨星也用音樂速諸感性上對於人權平等的認同，這些因素都催生了民權法案。如果這是人權史上的進步，那這個進步顯然並不僅僅是由理性來推動的。
許多理性主義者，例如本片的天使們，都預設了一個從經驗上讓人沒什麼信心的信念。人類如果想要進步，繁榮，只能拋棄感性的思維，用理性去思考一切的問題。但是這種信念本身卻是與經驗不符合的，至少我很難想像，如果單純使用理性思考，歷史上的一切是不是還會如此發生。
劇情的重點其實頗為簡單，在主角David與綽號Hammer的天使湯普森對話中一覽無遺。湯普森告訴David，你認為自己有自由意志，那是個幻覺。羅馬帝國的時候上帝決定不干涉人類的命運，於是人類因為「感情用事」進入了中古黑暗時期。上帝覺得這樣不行，於是又開始干涉人的自由意志，讓理性凌駕於感性，於是我們有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到1910年，上帝決定再次放手，人類馬上就搞出兩次世界大戰，古巴危機，所以60年代以後上帝再次接手，人類從古巴危機後，至少到現在沒有什麼特別嚴重的自我毀滅行為。
劇情到最後的解套辦法是，男主角David憑藉過人的勇氣與毅力，堅持自己的意志，換到了上帝改寫其命運的結果。
讓我們先擺脫掉這其中透露出來的哲學問題：也就是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相容與否問題。這是一個非該主題研究者難以說明清楚的問題，我在這裡也不打算自曝其短。我要問的問題是：我們的繁榮，或者說是進步是完全倚賴理性思考嗎？
首先，繁榮如果意指的是經濟上的優勢，那歷史上顯然有很多看起來不太理性的帝國，他們的經濟成就輝煌得很，例如南宋王朝或是蒙古帝國。如果所謂的進步是相對發展快速，那中國在17世紀以前的科學成就則是遠遠超過歐洲，但是歐洲在傳統的哲學思維上，顯然比起中國是較為理性。（如果，我們用的是現在的標準的話）
另外，如果進步意指的是更為平等的權力分配，那我們仍然可以找出許多不倚賴理性做出的權力訴求。例如美國在60年代簽署的人權法案，催生這個法案的功臣如馬丁路德金恩牧師，麥爾坎˙X等等，這些人並不是對群眾訴求理性的認同，而是情感上的。金恩派的黑人在這個時代對白人動之以情，說明在基督教的教義中，黑與白本是兄弟。麥爾坎的黑人激進主義讓黑人確實團結起來，成為一股政治上不可忽視的團體。在這個時代出現的搖滾巨星也用音樂速諸感性上對於人權平等的認同，這些因素都催生了民權法案。如果這是人權史上的進步，那這個進步顯然並不僅僅是由理性來推動的。
許多理性主義者，例如本片的天使們，都預設了一個從經驗上讓人沒什麼信心的信念。人類如果想要進步，繁榮，只能拋棄感性的思維，用理性去思考一切的問題。但是這種信念本身卻是與經驗不符合的，至少我很難想像，如果單純使用理性思考，歷史上的一切是不是還會如此發生。
2011年3月17日 星期四
NHK與臺灣新聞業
這次的日本震災，臺灣的網路社群一致對日本政府的災難通訊管理讚譽有加。NHK看起來不卑不亢的報導方式讓台灣的民眾耳目一新，並且要臺灣的新聞業者好好學學。但是這真的完全沒問題嗎？
震災過後到今天已經接近一個禮拜，後續的救援工作正在不斷進行。當然，也有因為地震而造成的後續災難，目前最引人關注的就是核災問題。福島核子發電廠在震災過後接近一個禮拜的時間內，整個外界完全無法理解這個事件的問題所在，有很大的一部分問題就是在於NHK這個御用媒體身上。所有的媒體只能藉由NHK來做二手報導，無法進一步的了解原因。這樣做當然有些好處，政府可以控制訊息的流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順利的情況下把事件解決，後續的檢討就可以在內部作業解決。以政府的立場來看，既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又不會造成民眾在事後清算處理上的瑕疵，一舉兩得。但是福島電廠的事件卻是往反方向發展，這個事件愈來愈難以控制，但是所有人卻仍然只能從御用媒體上得到消息，沒有人真的了解現在事態究竟有多危急，進而有辦法提出有用的建議。這就是新聞自由與新聞控管之間難以拿捏的界線。
臺灣的新聞業或許常常因為意識型態問題或是迎合觀眾口味，製造出許多不入流的新聞。但是這也反映臺灣價值選擇的多元以及自由程度，如何從這些多元或者說是混亂的報導中釐清出真相或許很困難，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寧願如此也不願意接受只被單一媒體披露的報導。
震災過後到今天已經接近一個禮拜，後續的救援工作正在不斷進行。當然，也有因為地震而造成的後續災難，目前最引人關注的就是核災問題。福島核子發電廠在震災過後接近一個禮拜的時間內，整個外界完全無法理解這個事件的問題所在，有很大的一部分問題就是在於NHK這個御用媒體身上。所有的媒體只能藉由NHK來做二手報導，無法進一步的了解原因。這樣做當然有些好處，政府可以控制訊息的流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順利的情況下把事件解決，後續的檢討就可以在內部作業解決。以政府的立場來看，既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又不會造成民眾在事後清算處理上的瑕疵，一舉兩得。但是福島電廠的事件卻是往反方向發展，這個事件愈來愈難以控制，但是所有人卻仍然只能從御用媒體上得到消息，沒有人真的了解現在事態究竟有多危急，進而有辦法提出有用的建議。這就是新聞自由與新聞控管之間難以拿捏的界線。
臺灣的新聞業或許常常因為意識型態問題或是迎合觀眾口味，製造出許多不入流的新聞。但是這也反映臺灣價值選擇的多元以及自由程度，如何從這些多元或者說是混亂的報導中釐清出真相或許很困難，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寧願如此也不願意接受只被單一媒體披露的報導。
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我們的蠢官與蠢教授們
九把刀的脫褲事件引起許多高年齡層的達伐，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些批評到底有多蠢。
台師大特教系名譽教授吳武典直言「玩過頭了」。他說，師長們與學生打成一片、縮短代溝是好事，但不能一味迎合學生，反被學生次文化同化，「學校教育的主流價值何在？」
讓我告訴這位名譽教授，學校的主流價值一直以來都是年長者，上位者所認同的價值。這些價值總有一天會與學生的次文化同化融合，成為新的價值觀。這種言論表現出來的不過就是中老年人自我認同的危機，青少年根本無須理會更年期男人的喃喃自語。
全國家長聯盟理事長謝國清也認為脫褲行為「不妥」。他表示，國高中男生有時會強脫同學體育褲來惡作劇，本來是覺得好玩，但被脫的男生可能有被羞辱之感，長期下來還可能演變為霸凌事件；因此，不要小看脫褲玩笑對學生的影響，若有一部分學生錯誤解讀作家的玩笑，有樣學樣，可就不好笑了。
這段話只透露出我們的年長者有多麼自以為是，學生，青少年在此都被預設為一群「不具判斷能力」的團體。如果脫個褲子就會演變成霸凌事件，那一堆男校學生在體育課換衣服時脫褲子的行為就是最可能變成霸凌事件的原因，這些家長聯盟怎麼不推論因為男校學生都直接在教室換褲子，所以很有可能演變成霸凌事件？簡直是低能。
教育部次長林聰明則認為，九把刀是很受學生歡迎的作家，對學生的影響力很大，一舉一動應更謹慎，以免發生「反教育」效果。
林聰明說，他並沒有看到九把刀脫褲的方式是否不文雅，但因學生年紀還小，很好奇、也易模仿偶像舉止；學校在邀請演講者時，不能只迎合學生喜好，也要過濾講者的言行舉止及社會風評。
次長請你搞清楚，演講場合是台南女中，是一群在我們的考試制度下最優秀的高中生。如果這些人都是你嘴巴裡面那種沒有判斷能力的個體，你為什麼還不下台為我們的教育失敗負起責任？
九把刀事件顯現出來的問題是，我們的官員，一些有名的大教授們，對於「價值判斷」這種事情都抱持太過強大的自信。只有自己信奉的價值體系才是正確的，所以教育就是要塑造出跟他們一樣的人。更糟糕的事情是，有些大教授會在做這種事情的同時，當你問他：「你認為多元文化的方向是正確的嗎？」這種問題時，他還會告訴你多元文化是對的方向（只是那些能被稱作文化的東西要經過他的認定）。這種內在邏輯的矛盾，不要以為高中生無法察覺，他們只是還沒辦法清楚表達出來哪裡不對勁而已。
台師大特教系名譽教授吳武典直言「玩過頭了」。他說，師長們與學生打成一片、縮短代溝是好事，但不能一味迎合學生，反被學生次文化同化，「學校教育的主流價值何在？」
讓我告訴這位名譽教授，學校的主流價值一直以來都是年長者，上位者所認同的價值。這些價值總有一天會與學生的次文化同化融合，成為新的價值觀。這種言論表現出來的不過就是中老年人自我認同的危機，青少年根本無須理會更年期男人的喃喃自語。
全國家長聯盟理事長謝國清也認為脫褲行為「不妥」。他表示，國高中男生有時會強脫同學體育褲來惡作劇，本來是覺得好玩，但被脫的男生可能有被羞辱之感，長期下來還可能演變為霸凌事件；因此，不要小看脫褲玩笑對學生的影響，若有一部分學生錯誤解讀作家的玩笑，有樣學樣，可就不好笑了。
這段話只透露出我們的年長者有多麼自以為是，學生，青少年在此都被預設為一群「不具判斷能力」的團體。如果脫個褲子就會演變成霸凌事件，那一堆男校學生在體育課換衣服時脫褲子的行為就是最可能變成霸凌事件的原因，這些家長聯盟怎麼不推論因為男校學生都直接在教室換褲子，所以很有可能演變成霸凌事件？簡直是低能。
教育部次長林聰明則認為，九把刀是很受學生歡迎的作家，對學生的影響力很大，一舉一動應更謹慎，以免發生「反教育」效果。
林聰明說，他並沒有看到九把刀脫褲的方式是否不文雅，但因學生年紀還小，很好奇、也易模仿偶像舉止；學校在邀請演講者時，不能只迎合學生喜好，也要過濾講者的言行舉止及社會風評。
次長請你搞清楚，演講場合是台南女中，是一群在我們的考試制度下最優秀的高中生。如果這些人都是你嘴巴裡面那種沒有判斷能力的個體，你為什麼還不下台為我們的教育失敗負起責任？
九把刀事件顯現出來的問題是，我們的官員，一些有名的大教授們，對於「價值判斷」這種事情都抱持太過強大的自信。只有自己信奉的價值體系才是正確的，所以教育就是要塑造出跟他們一樣的人。更糟糕的事情是，有些大教授會在做這種事情的同時，當你問他：「你認為多元文化的方向是正確的嗎？」這種問題時，他還會告訴你多元文化是對的方向（只是那些能被稱作文化的東西要經過他的認定）。這種內在邏輯的矛盾，不要以為高中生無法察覺，他們只是還沒辦法清楚表達出來哪裡不對勁而已。
2010年10月9日 星期六
兩個知識的極端？實證論的分析哲學與歷史學
一直以來，我對於分析哲學強調的普遍通則沒有什麼好感。當然，這種沒有好感僅僅只能當作一種偏見。我當然有很多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我對這個學科方法沒有好感。例如：「我就是感到哪裡不對勁。」，但是這種宣稱是薄弱的，他訴諸直覺，沒有任何證據。另外一個可能會是好理由的理由是：「我不相信人類的知識創造過程在歷史上有什麼通則。」這個直覺看起來似乎比較可行，但是他同樣沒有證據足以作為倚靠。我對事物的思考往往擺盪在兩極，一方面，我認為許多的歷史學訓練在邏輯推演上的不足，造成許多文章錯誤百出，甚至可能因為如此，也缺乏一些「進一步」的想像力。(當然，這種想像力可能跟邏輯推演能力完全無關，有些心理學家或是藝術家看起來邏輯推演能力根本不怎麼樣，但是他們的想像力總是天馬行空到令人讚嘆的程度)可是一方面歷史學總是提醒我們，沒有證據的演繹是哲學範疇，那並不是真實發生過的，換言之，那就不構成歷史研究。更進一步的說，歷史研究倚賴的是歸納法，如果我們做了一個：「壞皇帝都是男人。」的宣稱，嚴謹的歷史學就會把所有的壞皇帝都列表出來並且檢查他們的性別(當然，什麼是壞皇帝是另外一個問題)，來支持我們的命題。但是哲學不是，我在這裡必須更精確的說，唯有實證論取向的分析哲學不是。分析哲學關心的命題是必然為真的命題，像是：「所有的單身漢都沒有結婚。」這種必然為真的命題。當然，分析哲學(通常他們的精力集中在語言上)會對各種名詞進行進一步的後設。像「所有的單身漢都沒有結婚」這個宣稱中，單身漢的定義就會被進一步的後設討論。到最後，通常分析哲學總是遇到旁人看起來莫名其妙的挫折，那就是根據嚴謹的後設以及邏輯推演，我們無法知道什麼是單身漢。對分析哲學的認知，我就只有如此粗淺的認識，在這裏我們可以開始提出問題了，如果進一步的後設常常都是讓我們搞不清楚狀況，如果不是知識本身(也就是，分析哲學的研究對象)有問題，那有問題的，必定是他們使用的方法論上出現了偏差。在這邊，我們可以看看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提出來的挑戰了。
就一個不相信邏輯演繹方法是唯一真理途徑的人來說，孔恩的研究當然是令這種人感到愉悅的。對一位懷疑這種邏輯實證論的歷史學學徒來說，孔恩的研究無疑更貼近真實。在介紹孔恩該書的研究之前，我們必須對分析哲學界引以為傲的科學哲學理論做一些介紹才行。實證論的分析哲學界，在科學哲學中最引以為傲的成就，或許就是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否證論了。否證論的論證過程自然很複雜，這邊略過不談。否證論的結論簡化來說，就是「科學進步的原則，是在於不斷否證以往的理論，並且做出修正。」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發現了某個天文現象無法直接使用牛頓力學解釋，我們就必須否定牛頓力學是一個合理的科學理論，然後使用新的理論來取代他。這聽起來完全合理，科學在這種指導之下，看起來就是一個完美上升的線性模型。這個模型符合大部分人對科學的印象，也就是科學是唯一一種不斷「線性」累積，進步的學科。但是孔恩卻說，從歷史研究來看，這種哲學思考建立出來的模型根本就是昧於事實的Bull Shit。(當然，他的措詞絕對不像我如此強烈)
從科學史看來，一個足以被孔恩稱為「典範」的強力理論，從來都沒有被單一反例打倒過。讓我們看看牛頓力學的歷史吧，牛頓力學君臨物理學界兩百餘年之久，當中研究的反例(這是否證論看法下的用詞)多不勝數，如果否證論是對的，那歷史上我們必定也應該可以找到一個確切的時間點告訴我們：「物理學界在1XXX年放棄了牛頓力學。」如果找不到，必定是歷史學家們太混了。但是無數的科學史歷史學者都不約而同的發現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個強力理論被確切丟棄的時間點根本無法定義。」我們根本無法從文獻資料中清楚的理出科學社群在1XXX年X月X日，基於某XXXX反例，所以我們決定放棄XXX理論，改而發展新理論的時間，事實上，也根本就沒有這種事情會發生。會讓科學家們不把反例當成反例的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強力的理由就是：「我們的觀測儀器(工具)可能錯了。」反例在科學史中，通常的下場都是被當作異例處理。也就是說，典範並不會被置於懷疑的第一順位。科學家通常都先懷疑自己或是工具出錯，而典範完全沒錯。當然，不這樣做的話，科學的快速進展根本就不可能。這聽起來很弔詭，與我們對於科學線性進步的印象完全不符，但是孔恩馬上就會告訴我們，為什麼科學家社群得接受一個不完美的理論才會造成研究成果的爆炸性突破。
我們先思考一下，如果科學是觀察->提出理論->預測這完美的實證論三部曲，根據波普的否證論，預測現象失敗，就代表被反例擊倒，這時候我們就得發展新理論。這聽起來非常的完美，科學進步就是奠基於此。但是一個問題來了，自然界觀察的反例多不勝數，如果我們每看到一個反例就發展新理論，在新理論還沒被所有人接受之前，他非常可能就被否證了。於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在傳播上也成為不可能，因為我們總是否證，新理論也總是提出，於是我們根本不知道要依照哪個理論所提出的方法論來進行研究，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況反而會造成科學在「進步」上的不可能。更簡單的來說，波普的否證論以及他所提出的決斷實驗，在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可是科學界的進步卻還是以加速度前進。這完全跟理論的否證程度無關，量子力學剛出現的時候只有數學式，根本無法觀測到量子力學所說的現象，但是他們仍然被科學家們承認是一門科學。如果我們根據波普的說法，這種當年「不存在否證性」的東西，或者說是「否證性極低」的理論，我們就應該將他視為偽科學。但是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對所有科學抱持這種態度，科學的進步看起來才更不可能。較為可能的方法是，科學家選擇一個看起來好像還有不少工作能做的典範，當然，這個典範也不是隨便亂選的，通常科學家們仍然是個理性的動物，能夠選擇出檢證範圍看起來比較大的理論做為典範。(Ex：燃素說->氧氣說)，當然我們可以將檢證範圍大小類比成波普的「否證性高低」，但是我必須強調，這個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否證性高低考慮的是：「這個理論是不是比較不容易出現反例。」這個模型符合哲學家謹慎思考的惡趣味。但是檢證範圍就不一樣了，通常科學家社群考慮檢證範圍，思考的是「這個檢證範圍中我還有多少工作可以做。」可以提供愈多工作機會的，就可以吸引到愈多的科學家社群，這個科學家社群就形成一種「群眾暴力」，將典範定於一尊。當然，我們可以看到某些死守舊有理論的科學家，這些人在新的科學社群沒有競爭力，根據孔恩的說法他們成為了哲學家，糟一點的還會被認為是玄學家。
所以是時候讓我們有點教訓了，如果孔恩說的是對的，競爭失敗的科學家成了哲學家，這群人反過來要指導科學應該如何如何，就根本是個笑話。我們不能否認，理想狀況下，波普的否證論聽起來實在是個美麗的願景，但是這個理論實在忽略了科學－作為歷史發展中的一部分，不能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時間」要素。當我們不考慮時間所造成的變化，提出來的模型無疑都可以蓋得像用樂高積木做成的大和號一樣令人驚嘆。但是只要我們將時間的變化加進去，就會像你把樂高大和號丟到水裡面去一樣，這些理論在時間的洪流中，就宛如樂高大和號在水中一樣的無助。(事實上，樂高大和號是會沉船的)如果更進一步的討論，社會科學中研究的主題，在實證主義的嚴格要求下，那些總是錯誤的預測根本算不上科學，這無疑是給所有社會科學工作者心頭壓上一個沉重的負擔。加入再多的ad hoc，社會科學研究者也無法預測新變因會如何跟著時間這如影隨形的魔鬼一起到來。所以我在這裡大膽的提出一個看法，所有的社會科學，他們的本質都是歷史的。歷史應該擔當起實證主義者所指稱的「偽科學」角色，當然，這用語真是太難聽了。或者我們應該用義大利哲學家Vico的說法：「歷史－一種新科學。」
之後我預定寫一篇關於Vico那「歷史做為一門新科學」的主張，日期不定，因為我根本還沒看他的著作。
就一個不相信邏輯演繹方法是唯一真理途徑的人來說，孔恩的研究當然是令這種人感到愉悅的。對一位懷疑這種邏輯實證論的歷史學學徒來說，孔恩的研究無疑更貼近真實。在介紹孔恩該書的研究之前，我們必須對分析哲學界引以為傲的科學哲學理論做一些介紹才行。實證論的分析哲學界，在科學哲學中最引以為傲的成就，或許就是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否證論了。否證論的論證過程自然很複雜，這邊略過不談。否證論的結論簡化來說，就是「科學進步的原則，是在於不斷否證以往的理論，並且做出修正。」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發現了某個天文現象無法直接使用牛頓力學解釋，我們就必須否定牛頓力學是一個合理的科學理論，然後使用新的理論來取代他。這聽起來完全合理，科學在這種指導之下，看起來就是一個完美上升的線性模型。這個模型符合大部分人對科學的印象，也就是科學是唯一一種不斷「線性」累積，進步的學科。但是孔恩卻說，從歷史研究來看，這種哲學思考建立出來的模型根本就是昧於事實的Bull Shit。(當然，他的措詞絕對不像我如此強烈)
從科學史看來，一個足以被孔恩稱為「典範」的強力理論，從來都沒有被單一反例打倒過。讓我們看看牛頓力學的歷史吧，牛頓力學君臨物理學界兩百餘年之久，當中研究的反例(這是否證論看法下的用詞)多不勝數，如果否證論是對的，那歷史上我們必定也應該可以找到一個確切的時間點告訴我們：「物理學界在1XXX年放棄了牛頓力學。」如果找不到，必定是歷史學家們太混了。但是無數的科學史歷史學者都不約而同的發現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個強力理論被確切丟棄的時間點根本無法定義。」我們根本無法從文獻資料中清楚的理出科學社群在1XXX年X月X日，基於某XXXX反例，所以我們決定放棄XXX理論，改而發展新理論的時間，事實上，也根本就沒有這種事情會發生。會讓科學家們不把反例當成反例的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強力的理由就是：「我們的觀測儀器(工具)可能錯了。」反例在科學史中，通常的下場都是被當作異例處理。也就是說，典範並不會被置於懷疑的第一順位。科學家通常都先懷疑自己或是工具出錯，而典範完全沒錯。當然，不這樣做的話，科學的快速進展根本就不可能。這聽起來很弔詭，與我們對於科學線性進步的印象完全不符，但是孔恩馬上就會告訴我們，為什麼科學家社群得接受一個不完美的理論才會造成研究成果的爆炸性突破。
我們先思考一下，如果科學是觀察->提出理論->預測這完美的實證論三部曲，根據波普的否證論，預測現象失敗，就代表被反例擊倒，這時候我們就得發展新理論。這聽起來非常的完美，科學進步就是奠基於此。但是一個問題來了，自然界觀察的反例多不勝數，如果我們每看到一個反例就發展新理論，在新理論還沒被所有人接受之前，他非常可能就被否證了。於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在傳播上也成為不可能，因為我們總是否證，新理論也總是提出，於是我們根本不知道要依照哪個理論所提出的方法論來進行研究，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況反而會造成科學在「進步」上的不可能。更簡單的來說，波普的否證論以及他所提出的決斷實驗，在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可是科學界的進步卻還是以加速度前進。這完全跟理論的否證程度無關，量子力學剛出現的時候只有數學式，根本無法觀測到量子力學所說的現象，但是他們仍然被科學家們承認是一門科學。如果我們根據波普的說法，這種當年「不存在否證性」的東西，或者說是「否證性極低」的理論，我們就應該將他視為偽科學。但是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對所有科學抱持這種態度，科學的進步看起來才更不可能。較為可能的方法是，科學家選擇一個看起來好像還有不少工作能做的典範，當然，這個典範也不是隨便亂選的，通常科學家們仍然是個理性的動物，能夠選擇出檢證範圍看起來比較大的理論做為典範。(Ex：燃素說->氧氣說)，當然我們可以將檢證範圍大小類比成波普的「否證性高低」，但是我必須強調，這個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否證性高低考慮的是：「這個理論是不是比較不容易出現反例。」這個模型符合哲學家謹慎思考的惡趣味。但是檢證範圍就不一樣了，通常科學家社群考慮檢證範圍，思考的是「這個檢證範圍中我還有多少工作可以做。」可以提供愈多工作機會的，就可以吸引到愈多的科學家社群，這個科學家社群就形成一種「群眾暴力」，將典範定於一尊。當然，我們可以看到某些死守舊有理論的科學家，這些人在新的科學社群沒有競爭力，根據孔恩的說法他們成為了哲學家，糟一點的還會被認為是玄學家。
所以是時候讓我們有點教訓了，如果孔恩說的是對的，競爭失敗的科學家成了哲學家，這群人反過來要指導科學應該如何如何，就根本是個笑話。我們不能否認，理想狀況下，波普的否證論聽起來實在是個美麗的願景，但是這個理論實在忽略了科學－作為歷史發展中的一部分，不能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時間」要素。當我們不考慮時間所造成的變化，提出來的模型無疑都可以蓋得像用樂高積木做成的大和號一樣令人驚嘆。但是只要我們將時間的變化加進去，就會像你把樂高大和號丟到水裡面去一樣，這些理論在時間的洪流中，就宛如樂高大和號在水中一樣的無助。(事實上，樂高大和號是會沉船的)如果更進一步的討論，社會科學中研究的主題，在實證主義的嚴格要求下，那些總是錯誤的預測根本算不上科學，這無疑是給所有社會科學工作者心頭壓上一個沉重的負擔。加入再多的ad hoc，社會科學研究者也無法預測新變因會如何跟著時間這如影隨形的魔鬼一起到來。所以我在這裡大膽的提出一個看法，所有的社會科學，他們的本質都是歷史的。歷史應該擔當起實證主義者所指稱的「偽科學」角色，當然，這用語真是太難聽了。或者我們應該用義大利哲學家Vico的說法：「歷史－一種新科學。」
之後我預定寫一篇關於Vico那「歷史做為一門新科學」的主張，日期不定，因為我根本還沒看他的著作。
2010年8月16日 星期一
真理必定可以被化約成表述
笛卡兒在十七世紀時，提出他那著名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成為了往後西方哲學對於理性信心的來源。「我思故我在」的一般解釋是，這世界上每個東西都可以懷疑，唯一無可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的「懷疑本身」。我認為這個論述隱含一個假設，那就是懷疑本身，無論是以語言，文字等等種種形式，必定可以被表達出來。這個蘊含的假設，與印刷術在古騰堡後對出版品的絕對支配地位相結合。使得「以文字或可複製的符號表達真理」不僅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理性主義者認為唯一的一種可能。也就是說，視覺上可被化約的才有資格成為神聖的理性。不可化約的視覺叫做幻視，不能被符號量化的音樂是反智，無法複製的畫作，雕刻就被指責為隱晦。這是理性主義者，特別是唯理主義者之所以無法理解文化藝術，並且斥之其本質為反智，創造的人是蠢蛋的原因之一。諷刺的是，這種以感官當作絕對判準的方式恰巧也是笛卡兒反對的（而且還只用視覺），套句孔恩的話，這叫做知覺經驗的不可共量性。
所以回到標題，真理是否必定可以被化約成表述。對唯理主義者來說，其答案不僅為真，而且必須是僅僅能被化約為清晰視覺符號的真。否則許多哲學系的大學教授注定要失業。這也是分析哲學最基本的架設，概念必定可以被分析，承載概念的語言，文字，這些可被化約成書本內容的玩意，必定是可分析的。藝術？文化？那些意指不明的圖像，不可量化的音樂，其必定為假，將他們打上反智的符號，那些人絲毫不需要感到不安。
所以回到標題，真理是否必定可以被化約成表述。對唯理主義者來說，其答案不僅為真，而且必須是僅僅能被化約為清晰視覺符號的真。否則許多哲學系的大學教授注定要失業。這也是分析哲學最基本的架設，概念必定可以被分析，承載概念的語言，文字，這些可被化約成書本內容的玩意，必定是可分析的。藝術？文化？那些意指不明的圖像，不可量化的音樂，其必定為假，將他們打上反智的符號，那些人絲毫不需要感到不安。
2010年8月14日 星期六
高喊自由市場萬歲的唯理主義者
這真是太有趣了，唯理主義者通常都是被自由市場最唾棄的一方。這點我們只要看看那些學院派分析哲學的書賣得有多爛就知道了。結果這些唯理主義者在攻擊他們厭惡的東西時卻搬出了自由市場，這不禁讓我有種置身錯境的感覺。如果自由市場，創造產值是唯一可以被信任的真信念。那我們第一個該踢出學院的就是那些不事生產的哲學家，尤其是分析哲學家。分析哲學家提出的理論對創造利潤一點幫助都沒有，如果一個人是被分析哲學訓練出來的，我相信蘋果絕對不會讓這種人進入他們最重要的產品設計部。這些人對最能創造產業價值的浪漫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或是被後現代主義影響甚深的建築，文學嗤之以鼻，你不能期待這種無聊又自以為是的傢伙能理解如何運用藝術原則來設計產品。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或許只有激怒他的上司，讓他的上司知道這員工運用起邏輯有多狹隘又自大。
分析哲學家或許會做出一項辯駁：「那就是他們生產知識，而且訓練嚴謹的邏輯方法。」
這種說法完全沒道理，任何一個學科都生產知識，而且還生得比分析哲學還多。分析哲學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哲學體系，過了一百年卻還是困在像Gettier Problem這種最基本的知識論問題。模態直覺解除了分析哲學家的罪惡感，但是到頭來卻還是發現自己困在裡面。只有分析哲學才敢厚顏無恥的說這種停滯不前是在生產知識。至於訓練嚴謹的思維方法，我們只需要把那些只有分析哲學才會沾沾自喜的科目弄成每個學生必修的課程不就解決了嗎？
如果這種唯理主義者在這種情形還認為自由市場是一種真的信念，我想他們一定患了精神分裂症。但是幸運的是，多數人可能不會認為這是一個真的信念。多數人可能會基於「分析哲學哪天有可能是對的」給予這個學科一點點小補助，因為比起公家機關其他的浪費，投資連一個上千萬計畫都提不出來的學科實在是太便宜了。跟需要用到後現代主義的建築，文創產業能提出的龐大利潤計畫比起來，只需要補助分析哲學家舒服的搖椅實在是個微不足道的投資－因為即使很有可能一點用都沒有，搖椅仍然可以挪作他用。
分析哲學家或許會做出一項辯駁：「那就是他們生產知識，而且訓練嚴謹的邏輯方法。」
這種說法完全沒道理，任何一個學科都生產知識，而且還生得比分析哲學還多。分析哲學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哲學體系，過了一百年卻還是困在像Gettier Problem這種最基本的知識論問題。模態直覺解除了分析哲學家的罪惡感，但是到頭來卻還是發現自己困在裡面。只有分析哲學才敢厚顏無恥的說這種停滯不前是在生產知識。至於訓練嚴謹的思維方法，我們只需要把那些只有分析哲學才會沾沾自喜的科目弄成每個學生必修的課程不就解決了嗎？
如果這種唯理主義者在這種情形還認為自由市場是一種真的信念，我想他們一定患了精神分裂症。但是幸運的是，多數人可能不會認為這是一個真的信念。多數人可能會基於「分析哲學哪天有可能是對的」給予這個學科一點點小補助，因為比起公家機關其他的浪費，投資連一個上千萬計畫都提不出來的學科實在是太便宜了。跟需要用到後現代主義的建築，文創產業能提出的龐大利潤計畫比起來，只需要補助分析哲學家舒服的搖椅實在是個微不足道的投資－因為即使很有可能一點用都沒有，搖椅仍然可以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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