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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如今已經成為觀光勝地，拿著數位鏡頭的遊客在此留下身影，彷彿想讓自己融入那曾經美好的六零年代。但當他轉頭看著那與自己打著同樣念頭又數以千計的旅客，他會明白：「那個時代終究是一去不復返了。」格林威治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是一個現代象徵意義之地，在那裏的純真時光業已遠去。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大量的歐洲移民橫渡大西洋，為的是在美國這塊應許之地尋得安身立命之所。但事情總是不如人意，在美國等待他們的不是那幻想中的烏托邦，而是各種偏見與歧視。一般人誤解美國的種族主義是單純的膚色問題，實際上歧視卻可以分為多種層次，膚色僅僅只是可目視的最明顯因素。舉凡宗教、財富、穿著等等，只要與「主流」有所區分，歧視就能不斷發生。一九一九年，美國的階級衝突愈演愈烈，罷工浪潮襲選全國。政府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鎮壓，工運的領導人以及左翼人士都遭受逮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尼可拉˙薩科（Nicola Sacco）以及巴爾托洛梅歐˙凡澤蒂（Bartolomeo Vanzetti）兩位曾經參與無政府運動的義大利移民，在一九二零年無端被控在南布蘭特里（South Braintree）犯下了強盜殺人案。在經過充滿混亂與偏見的審判之後，他們於一九二七年被處以死刑。[1]同時，眾議院在一九二零～一九二一的冬季議會期間以兩百九十三票對四十六票的差距，決議暫停所有移民入境長達十四個月之久，類似的司法事件使美國社會對移民歧見逐漸加深。威爾遜總統（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雖然拒絕簽署移民零入境法案，但是隨著國會與總統改選，眾議院再次通過同樣內容的法案，新任總統哈丁（Warren Gamaliel Harding 1865－1923）「從善如流」的簽署了這項決議案。[2]
「被歧視」這件事情可以引發多重的連鎖反應，例如同樣的工作，被歧視的族群總會領到較低的薪資。在營運困難時，經營者如要節省人力成本，多半從「比較會惹麻煩」的族群開始裁員。一九二九年，著名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更使得移民的處境雪上加霜。工人階級首當其衝，以工人階級為主的移民當然不能自外於此。失業人口在大蕭條期間不斷攀升，美國在這段期間失業率達到歷史高點。共和黨的自由主義信條看似對此無能為力，結果造成了小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的勝選。小羅斯福上台之後，厲行「新政」。新政一般被看作凱因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在政治上的成功實驗，凱因斯強調政府應該以公共建設等等開支來刺激經濟發展，並且認為政府應該維持一定的赤字。這種看法導致的施政結果是，擴大政府的行政結構，以政府計畫來取代市場經濟。一般來說，凱因斯學派被認為是偏向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些新增的政府機構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此類組織將自然資源納入公權力管理，的確與以往美國交由私人機構開發的市場取向迥異。
羅斯福在一九三二年競選時，更曾經發表過一段演說，其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全國各地的人們，把政府的政治哲學紛紛擾擾拋諸腦後，在此期待我們的引導以及更公平的機會來共享國家財富分配。[3]
這段談話的主軸在於經濟的「共享」，「分配」，以及「公平」。這在政治哲學中，確實宣示了羅斯福往左轉的政治立場。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勝選就職時，其演說更是清楚表達了其政治傾向：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給人們工作。只要我們明智而勇敢地對待它，這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這個任務通過政府直接徵募人員可以得到部分完成，就像我們應付戰時緊急狀態那樣，同時通過僱用這些人員來完成急需工程，以促進和改革我們對自然資源的利用。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的那些工業中心已人口過剩；應在全國範圍調整人口佈局，盡力把土地提供給最善於耕種的人，使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為了幫助這項任務的完成，要採取具體措施提高農產品價格，從而提高對我們城市產品的購買力。要從現實出發制止對小房產和農場取消抵押品贖回權所造成的日趨嚴重的悲慘損失。要堅持由聯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立即按大幅度削減費用的要求採取行動。要把目前常常是分散、浪費和不公平的救濟工作統一起來。要把一切形式的交通運輸和其他明確屬於公用事業的設施置於國家的計劃和監督之下。總之，很多方法有助於這項任務的完成，唯有空談無濟於事。我們必須行動，迅速採取行動。
最後，在恢復工作的進程中我們需要防止舊秩序弊端再現的兩項保護措施；必須嚴格監督一切銀行存款、信貸和投資；必須制止利用他人的金錢進行投機活動，必須提供充足而數量合理的貨幣......
羅斯福批評「邪惡銀行業」的投機活動，並且宣示政府將更積極介入經濟活動，由政府直接聘僱人員來管理並分配自然資源等等。這確確實實是拒絕自由主義中的「理性人」預設前提，並且擴張政府職權的社會主義主張。姑且放下經濟史的爭議，應該注意的是：無論新政是否有效，羅斯福的政策以及其演說，都表示美國政策往社會主義轉彎的趨勢。[4]而諸如美國對於移民的偏見，歧視，以及大蕭條期間整個社會對於平等的訴求，也在在都使得移民的政治傾向向左轉。紐約這個日後的世界金融中心，恰是移民人口比例相當高的地區。
雖然仍然未有大規模的移民政治運動，但座落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卻已散發出反叛的泥土氣息。移民對政治改革的需求並非一蹴可及，但現世的情感需求卻是需要立即被滿足的。我們注意到，音樂是一個相當吃重的角色。在電視機仍未普及的年代，收音機的電台音樂以及以唱片成為此階級人群主要的娛樂方式。聲音在二十世紀初期開始，透過科技的發展，使得聽覺成為如同視覺一樣可以複製的感知。這大大挑戰了文字在過往論述權力中的絕對地位，原因是「識字」這件事情畢竟需要專門訓練，而以聲音表述的語言卻可以透過日常對話學習。
格林威治村中，最受歡迎的音樂類型不是在二零年代紅極一時的搖擺樂，也不是在三零至五零年代時居於樂壇領導地位的爵士樂。在此，最受歡迎的音樂是民謠。民謠是一種以社會情境入詞的歌曲，而許多民謠創作者對工人階級也抱持著個人的同情，這種階級上的親近性，使得格林威治村與民謠歌曲之間的互動註定交織不清。
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格林威治村究竟有甚麼意義？我個人認為，在二零年代到五零年代之間，位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呈現了幾個方面的特色。首先，紐約的移民人口比例相當高，而移民的工作階級又多屬受雇於業主的工人。而移民工人階級長期受到社會不公平的歧視，自然會在政治訴求上，要求更為平等的工作以及權利法案。其次，在冗長的抗爭過程中，這類階級不僅需要理性的政治論述，更需要透過一種「自我」－「他人」共性的文化行為以連結團體意識。而這樣的連結，正是以酒吧或俱樂部現場演奏的民謠音樂來擔當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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