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上，Bob Dylan受主辦單位邀請，以其成名專輯中的一首曲子作為會議的主題曲。此曲名為「A Hard Rain A Gonna Fall」，單就歌詞內容以及2009年在國際環境會議的情境氛圍下看來，此曲似乎在表達環境變遷劇烈的現在，政客們仍為了利益分配而爭論不休，而一般人則為此付出龐大的代價。但Bob Dylan畢竟不是能預見未來的巫師或先知，如何能用1962年的曲子一字未改卻又符合當代議題？這或許說明，文本的意義可能並非由其「本質」所決定，而是由「情境」所決定。
既然假設已定，應該使用何種方法來重建過去的情境就成了歷史學家的課題。一個文本的創作者除了文本以外，還會留下諸如自傳或是親筆信之類的材料。這些材料對於了解其創作的心態和環境無疑無比重要。所以在本文中，我選擇了Bob Dylan的個人自傳做為情境重建的材料之一。透過這本自傳，可以了解Dylan本身對於當時社會情境的一些想法。而且，由於這本自傳並非流水帳，依照時間排序類型的自傳，反而是以Dylan他自己認為重要的事件來寫作的自傳類型。透過其自身的「選擇」，已經替研究者將較為不重要的訊息過濾，是本相當有價值的傳記材料。其次，現代流行音樂的工作者，與過往西方古典音樂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於，現代流行音樂的工作者以創作直接面對普世人群，而古典音樂工作者的客群則至少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群體。在人人具有政治權力的民主體系下，研究直接面對普世人群的流行音樂及其意義，比起過往菁英式的音樂史更具有價值。但研究者畢竟無法將普世人群的意見全部採納考量，在此，我個人使用的方法是以樂評寫作的Dylan傳記作為另外一個主要材料。Greil Marcus曾經在六零年代最有公信力的《滾石》雜誌擔任過樂評，同時他也是眾多Bob Dylan傳記的主要寫作者之一。透過一個樂評眼中的Bob Dylan，以及其選擇的事件，其中可能有Dylan忽略的事件。而因為樂評所代表的評論同樣具有市場價值，一個不受群眾認同的樂評不太可能在滾石雜誌中擔任Bob Dylan相關報導的負責人。所以透過樂評寫作的傳記或是評論，可以較為有效的將群眾以及Bob Dylan連結起來。最後，除了Dylan本人以及樂評所代表的人群以外，其親近之人對於Dylan的描述也相當重要。群眾所見的Dylan透過的媒介是報刊，影像，這些元素構成的Dylan實際上並不完整。而其本人的敘述，也常常會選擇性忽略其本人認為不重要，但實際上相當有意義的情境。在此，本文選擇狄倫1960～1965期間，其女友Suze Rotolo的自傳，其中對Bob Dylan在當時的創作環境有相當有意義的描述。
50年代的流行音樂概況：
現在提起Bob Dylan，多數論述都將其貼上「搖滾英雄」的標籤。Dylan本人倒是對此不以為然。Dylan說：「民謠搖滾？這個名詞讓我覺得像得了疝氣。」簡單來說，其本人對於將他的音樂類型貼上一個固定定義感到相當反感。而實際上，Bob Dylan在現代看來，也實在不太符合我們對於搖滾樂的刻板印象。(諸如吵鬧，留著蓬鬆的長髮，在台上狂飆男高音和電吉他等等。)本文比較偏向將其放在流行音樂的架構中來談論，這個框架的定義較為鬆散，也比較符合Dylan本身那種不斷改變的音樂風格。
總而言之，要突顯Dylan在60年代的特異之處。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50年代的流行音樂到底是什麼樣子。搖滾樂在50年代的末期興起，取代了40～50年代盛極一時的爵士樂。有名的爵士樂樂手貝西伯爵就曾經談到：「第一個表演節目(搖滾樂)開始，那些小伙子全都擠了上去，又是拍手叫喊又是吹口哨，好不快活。接著輪到我們上場表演時，差不多所有的聽眾都站了起來，到外頭去買爆米花、冰淇淋之類的零食，我們對著一個幾乎是空蕩蕩的房子演奏。沒有蓋你。」正是搖滾樂取代爵士樂成為流行音樂主流的明證。
那50年代的主流搖滾樂又是什麼樣子呢？讓我們看看第一位搖滾巨星艾維斯．普理斯萊（Elvis Presley 1935－1977）。在台灣，我們稱呼他－貓王。貓王的歌曲幾乎完全以羅曼史為架構，也就是所謂的愛情歌曲。其歌曲的歌詞絕大多數由Love以及baby兩個單字構成，這也是50年代的搖滾樂曲主調－看起來與現代一般流行音樂沒什麼兩樣。在一般的搖滾史中，雖然在追溯搖滾樂起源時，會提到Little Richard或是Chuck Berry等等黑人歌手在詞曲豐富度上的貢獻，以及他們對後來走「Bob Dylan路線」藝術家的影響。但畢竟這些人在50年代的搖滾樂並非主流，總而言之，在50年代主流的流行音樂－搖滾樂上，實在看不出來這些歌詞有什麼社會關懷。
Bob Dylan與60年代：
時至60年代，Bob Dylan在1962年發售了其第一張專輯，專輯名稱以其藝名命名。這張專輯中，多半以翻唱經典民謠為主，並未引起市場太多注意。在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則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這張專輯中的＂Blowin’ in the Wind＂以及＂Master of War＂，＂ 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
被群眾認為是反戰歌曲的經典。嘿，你沒看錯，在前言中那首聽起來是環境關懷的歌曲，在創作的那個時間點，被認為是描述戰爭的殘酷。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差？得由這張專輯的情境來分析。
Bob Dylan本名Robert Allen Zimmermen，出生於1941年的明尼蘇達州。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他回想起他求學過程中的教育，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前幾年一起作戰的蘇聯戰友，過沒幾年就成了美國人口中會空降跳傘到美國本土進行割喉作戰的敵人。在Dylan受教育的50年代，美國的教育政策與社會輿論深受麥卡錫主義影響。60年代的麥納馬拉在其傳記中，檢討美國為何會不明智的捲入越戰時，就曾經提到美國在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使得美國對亞洲各國的共產黨完全缺乏認識。在美國的想像中，共產國際是一個整體敵人，領頭的蘇聯可以運用馬列主義消弭國際政治阻礙，進而團結共產力量來對抗美國。美國的50年代情境有點類似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那「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狀況，而Dylan正是在這種情境中長大。在Dylan的成長時期，廣播以及電視是最主要的傳播媒體，但後者仍然不算非常普級，地方電視節目在明尼蘇達這種較不富裕的地區並不興盛。而Discovery曾經介紹過白宮的採訪文化，在甘迺迪上任之前，白宮雖然開放記者採訪，但採訪方式卻不太開放。記者主要能得到的資訊由白宮發言人主動告知，如果今天白宮沒什麼事情想告訴記者，就會告知「今天沒什麼料可報」，然後記者一哄而散。這是一種單方向的資訊操作，與現代的政府－媒體互動不太相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美國政客可以在50年代操弄恐懼共產黨的情緒，因為資訊並非透明的雙向溝通，而僅僅是單向的操作。
時至60年代，Dylan在其20歲時隻身來到紐約。紐約在當時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的商業城市，坐擁世界最多的商機。這些商機吸引了各方不同的人群湧入，也帶來了多元的文化，當然也包含了Dylan所醉心的民謠(folk)歌曲。紐約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是民謠歌曲的大本營，在這裡擁有許多民謠藝人。在Dylan的自傳中多有敘述，Dylan也提到他到紐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探望Woody Guthrie－他心目中的偶像，同時也是當時格林威治村最負盛名的抗議歌手。格林威治村這個地區，長久以來擁有根深蒂固的左派傳統。不僅僅是左派在一般時刻強調的平等理念，Dylan女友Suze，同時是一個從格林威治長大的女孩，在她的傳記中提到，格林威治不僅左，而且還是許多義大利裔美國共產黨員的聚集地。其父親就擔任美國共產黨的要職，她的父母從小就禁止其接觸一些資本主義傾向的讀物，Suze對這種教育雖然有反感，但是也種下了她日後在左翼自由派議題上著力頗深的傾向。Suze自傳中寫道，她非常在意當時的民權議題（主要是黑人的人權問題），並且特別將其與黑人一起幫傭的經歷寫出來，雖然皆身為幫傭，但Suze卻深刻感受到黑人幫傭對其仍是客客氣氣，詢問之下，黑人幫傭才用一種無奈卻又理所當然的態度回答她：「小姐，你可是白人啊。」這自然讓深受左派平等思想影響的Suze相當震撼與不滿。
另外Dylan也在其自傳中不經意的提到幾位在格林威治結識的藝人，Dylan自稱對他們的政治傾向不感興趣，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Dylan提到的這些人清一色都喜歡談論共產黨思想與美國當代議題。這些人的的確確是不折不扣的左派份子，而Dylan在這種環境之下，演唱的歌曲自然也從中提取不少左派的社會關懷。無怪乎左派的學者在Dylan紅透半邊天之後稱呼其為「社會的良心」，因為早期的Dylan歌曲，確實是走左派的社會關懷路線。而這種路線也與Woody Guthrie相同，差別只在於，Dylan的時代是一個平等比自由重要的年代，是一個對政府不信任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希望政府有所做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Dylan的社會關懷來得即時又讓人不寒而慄。尤其是那首「大雨即將落下」，時逢古巴危機剛過沒幾個月，歌詞中的地獄景象，落下的大雨，政客的虛幻話語，很容易就被人聯想到核彈落下後造成的世界大戰，而政客卻告訴我們這些不會發生。這是Dylan一開始的成功之因，他確實讓音樂與這個社會情境做了一個完美結合。
但是在1965年，Dylan很快就脫離這種純粹左派的抗議路線。他拿起電吉他，戴上墨鏡，穿上黑色皮夾克，玩起了搖滾樂。在『重訪61號公路』這張真正的搖滾樂專輯之前，Dylan發行了一張名為「另一面的Bob Dylan」的專輯，預告了其音樂路線的轉型。而在『重訪61號公路』發行之前，Dylan發行了到現在仍然令人肅然起敬的搖滾樂曲「像一顆滾石」。這首歌乍聽之下，實在不像是一般的搖滾音樂，其帶有濃濃的民謠風格，但是卻參雜電吉他以及重音鼓的演奏。更令人頭皮發麻的是那讓年輕人感同身受的歌詞，完全唱出當時20歲左右的人物心聲。樂評Greil Marcus在關於這首歌的Dylan傳記中就收錄了兩個精彩故事。一個是滾石創辦人，另外一個是被稱為吉他之神的Jimi Hendrix。這兩人都表示，Dylan這首歌宛如他們的過往人生。同時這也是Dylan第一張賣破百萬的單曲，更不要提其後續的『重訪61號公路』專輯造成多大的影響力。在這張專輯中，「削瘦之人的抒情曲」帶著依然辛辣的風格，與「像一顆滾石」一樣使用重複的大量問句，帶出其對社會的困惑與不滿。接下來在1966的「金髮美女」專輯中，一樣大量使用你我他的歌詞形式進行一種寓言式的討論。在搖滾樂的轉型中，Bob Dylan從一個民謠抗議小子搖身一變成為透過社會描寫以探索自我困惑的冒險者。在Dylan轉變的時期，正是美國面臨許多重大抉擇的時刻。先是甘迺迪在1963年年底的遇刺，內政是詹森的民權法案以及大社會改革，外交上正在面臨越戰抉擇。這些議題，特別是與越戰有關的議題，都讓時值社會中堅的青年感到徬徨不安，過往的經驗已經不足以應付新的時代，原本強調自由的美國政府現在正野心勃勃的要實行社會正義。原本富裕的60年代生活要蒙上戰爭陰影(這些要打越戰的可不是二戰的老兵，而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戰後嬰兒潮)。這是讓年輕人困惑的年代，而Dylan正是那個困惑的發聲者與代言人。這種情境促成了Dylan歌曲的誕生，同時也成就了Dylan的商業成功，但反過來說，Dylan的歌曲也強化了這種困惑的氛圍，並且將這種個人心靈的探索傳播到其他搖滾樂寫作。The Beatles以及The Rolling Stones這兩個與Dylan分別繼承不同流行音樂傳統的代表樂團，紛紛在1965年以後進行了歌詞寫作的大轉向。從此搖滾樂再也不僅僅是那個讓人搖擺跳舞，談情說愛的愉悅音樂了。它更豐富，更引人深省，但是同時卻也更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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