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員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 梁惠王上 》
孟子這篇文章的主旨在強調仁義，有了仁義，人民就不會因一己之利而背棄國君。這樣的哲學思想隱含一種以道德倫理為箝制自利的主張，而孟子相信唯有這樣才能維持一個國家的穩定。孟子的主張源於孔子，他們都認為維持過去周代的封建禮法，才能實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強調仁義並非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道德正當性。
但這樣的主張適用於現代的民主社會嗎？在現代民主社會，我們至少在法律上不同意有階級差異，也就是說，我們至少不應該會有表面階級利益的衝突。既然如此，何不曰利？英國哲學家邊沁的功利主義就強調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哲學倫理觀，他強調個人應該從利益為出發點來考量行為價值，但問題在於，怎樣的行為才符合利益？邊沁不僅強調個人的自利，他同時也說如果一件事情有兩種處理方式，而這件事情會影響兩個人，第一個方法會讓A得到5元，B損失五元。第二個方法會讓A得到3元，B也得到3元。如果你是A，你應該選擇第二個方法，因為雖然你損失了2元的不利益，但B卻不會因損失而怪罪於你，進而引發之後更多的不利益。簡單來說，雖然功利主義以自利出發，但光是要如何「自利」，本身就有許多的考量空間，功利主義不僅僅強調當下的利益，也強調這個利益會引發的不利益，唯有考量到利益與不利益的邊際效益總合，我們才能說該行為或事件本身是否有利。而我相信，這會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倫理觀。
2013年7月23日 星期二
歷史教科書的「日治」與「日據」爭議
近日歷史教科書的用語之爭愈顯激烈，一群政治學系的教授嚷嚷著史學界被意識形態把持，吵著要回復「正確的史觀」與「正確的史實」。姑且不論他們的主張有多少可信度，有多少是基於歷史材料的編排。但這些嚷著要改回「日據」的政治系學者至少有個主張我是贊成的，那就是讓教科書進行市場競爭。
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贊成日據或是一些用詞的更改。事實上，這群嚷著要改回日據的人，並沒有任何一個理由讓人能夠信服日據是比較能表現歷史事實的用詞。這些人的大中國史觀根本昭然若揭，他們所編的歷史教科書會是甚麼樣子，自然也不難想像。這群人只是不甘心在教育部階段就被打槍，所以拿著他們也不清楚的「多元史觀」來叫囂兩句，甚至認為這樣的教科書內容還會被現在的時代所接受，完全活在他們的腦內自我世界而罔顧真實。且在強調多元的同時，又自打嘴巴的說台灣以「中華文化」為主，若果他們真的知道多元文化的內涵是沒有文化主體，尊重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就斷然不會有這種主張。我真心地認為，讓這群人編寫的教科書進入市場，讓他們認清這種編寫方式寫出的教科書，沒辦法吸引以歷史碩士為主的高中教師採用，才是讓他們乖乖閉嘴的最好方法。
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贊成日據或是一些用詞的更改。事實上，這群嚷著要改回日據的人，並沒有任何一個理由讓人能夠信服日據是比較能表現歷史事實的用詞。這些人的大中國史觀根本昭然若揭，他們所編的歷史教科書會是甚麼樣子，自然也不難想像。這群人只是不甘心在教育部階段就被打槍，所以拿著他們也不清楚的「多元史觀」來叫囂兩句，甚至認為這樣的教科書內容還會被現在的時代所接受，完全活在他們的腦內自我世界而罔顧真實。且在強調多元的同時，又自打嘴巴的說台灣以「中華文化」為主，若果他們真的知道多元文化的內涵是沒有文化主體，尊重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就斷然不會有這種主張。我真心地認為，讓這群人編寫的教科書進入市場，讓他們認清這種編寫方式寫出的教科書，沒辦法吸引以歷史碩士為主的高中教師採用，才是讓他們乖乖閉嘴的最好方法。
2013年6月7日 星期五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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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美國總統詹森發布了「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內容主要為禁止種族隔離，以及對少數族群或是婦女的歧視。民權法案被視為人權進步的一個里程碑，但民權法案實為甘迺迪留下的政績。詹森連任成功之後，更進一步在一九六五年提出「大社會」（Great Society）政策。詹森認為，光是擁有民權法案的條文不過是空談，政府必須進一步的消弭人民在經濟上的不平等，才能使民權真正獲得伸張。大社會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貧窮，其次為消除種族歧視。關於大社會政策中的法案包括：
「反貧窮；在社會安全法下對六十五歲以上國民提供醫療、看護與安全設施；廢除投票前的識字測驗及其他種種投票限制；保障黑人投票權的施行；強調有權投票（Right -to-vote） ；成立擴建國民住宅、市區交通發展的各項執行部門；並且協助全國各大都市重建其貧民區。其他如削減消費稅、加強教育與交通安全措施，都是該計劃的重要部分。一九六八年復提出公民權利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旨在消除購屋置產所可能發生的種族歧視，以符合「大社會計劃」的理想。」 [1]
綜觀大社會政策，其內容強調平等多於自由，認為政府應該更大幅度介入人民生活，這種主張可說與傳統強調自由主義的美國政策相當不同。詹森在其任內也遭受大力抨擊，右派人士據此批評詹森的大社會政策違反自由主義精神。而介入越戰的行為與大社會政策並行，在內政與外交措施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開支。為了應付突然增加的開銷，政府最後勢必走向增稅一途，這與美國過去強調保護個人財產的理念自是互相違背。
詹森的大社會計畫固然是美國在人權以及社會政策向左轉的里程碑，但這些政策轉向卻絕非一蹴可及。回顧民權法案，其內容早在一九六三年年底就由約翰．甘迺迪擬定，詹森不過是法案的發佈者。那麼，甘迺迪為何會擬出民權法案？這箇中原由需追溯至林肯(Abraham Lincoln)於一八六五年簽署的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在第十三修正案中，雖然明文禁止奴隸的存在，但這份文件並沒有辦法達成有色人種與白人之間的平等。在不違反第十三修正案的原則下，美國南部許多州政府制定了種族隔離政策。例如黑人在公車上與白人坐的區域不同，各種公共場所如餐廳，公園，圖書館等等也進行了種族隔離。一九五四年時，全美有二十一個州政府容許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實施種族隔離，根據美國國務院統計，當時總計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名學生就讀這些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佔當時全美公立學校總人數39%。[2]
廣泛的種族隔離政策引起了黑人以及自由派（Liberal）白人的質疑，並且開始對此發起挑戰，在艾森豪總統（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任內，關於種族隔離政策的合法問題一直是美國國內爭議的焦點。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間，黑人團體向聯邦地方法院提出五個種族隔離訴訟以衝撞體制。一九五四年的布朗案，聯邦法院宣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措施違反美國憲法，之後黑權運動開始逐漸勝利。首先是公立學校，而後是公車，巴士等等公共場所也開始禁止種族隔離。[3]艾森豪總統甚至為了展示聯邦政府對聯邦法院判決的支持，動用軍隊保護黑權運動者的人身安全。種種五零年代的黑權運動，都展現了美國在這個時期對於「平等」這個概念的注重。在人權平等與自由的概念光譜上，美國在五零年代確確實實的正在向平等方向左轉。
時至六零年代，在布朗案以及之後各種種族隔離政策的抗爭勝利的鼓舞之下，民權運動者於一九六三年時發動了華盛頓大遊行。在此次遊行中，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 以動人且感性的口吻，以「我有一個夢」為題，說出了黑人百年來渴求平等的心聲。金恩神父的演講透過衛星直播，以及六零年代開始普遍的電視機，在許多家庭以及公眾場合直接播放。甘迺迪總統也在遊行之後宣布開始制定民權法案以保障黑人的權利。一九六四的民權法案不僅保障黑人的權利，最重要的是這個法案明顯拒斥了各種型態的種族歧視。新教徒對於公教徒的歧視、公教徒對於猶太教徒的歧視、愛爾蘭裔對義大利裔的歧視，這些種族歧視在民權法案下都將被視為非法的，顯示了美國在當時想要解決多民族混合國家困境的努力。
事務的發展總是不如人意，正當美國國內努力調節各族群的矛盾，遠在東南亞的越南戰爭卻愈演愈烈。美國政府在五零年代麥卡錫主義之後，缺乏亞洲事務與共產黨的專家，因此對共產黨的恐懼造成了局勢的誤判，使美國直接以投入戰爭替代談判。[4]在詹森於一九六五年連任成功之後，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投入資源與日俱增。在六零年代，美國採用徵兵制，成年男性只要離校就會馬上入伍，這造成了六零年代青年與學生的強烈心理壓力。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因而從初期以民權為主的抗爭轉向以反戰為主。六零年代的反戰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達到巔峰，在這一年，金恩與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yde 1925－1968）遭到暗殺身亡，青年對國家的憤怒在民主黨於芝加哥召開黨代表大會期間爆發，詹森也因為反戰運動的壓力，黯然宣布放棄競選連任。
在此，我們看到的是與國家機器進行積極鬥爭的人群歷史，但我們同時也應注意到，與反戰運動一同茁壯的嬉皮運動。嬉皮們以一種戲謔的態度拒絕傳統文化，他們穿著寬鬆的外袍，宛如東方宗教的修道者。他們服食迷幻藥，目的在於自我心靈的探索。同時他們也崇尚流浪，夢想道路的彼方有著與現世相異的烏托邦。嬉皮們的生活方式與人生觀並未取得廣泛認同，在一九六九年，主流媒體就曾以大篇幅報導史上最有名的搖滾音樂會－烏茲塔克音樂節（Woodstock Festival）是一場嬉皮暴動。在六零年代的嬉皮與社會運動中，被指責為暴亂的人群都是同一群人。這些人是青年學子，他們相信的行動終將帶來改變，而他們也確實在身體力行這樣的信念。這些人同時也是流行音樂的主要消費者，流行音樂究竟在他們的行動場域中如何作用？流行音樂扮演著怎樣的象徵形式？這些問題，我們將在後文中逐一以歌曲的歌詞以及演唱形式，狄倫本人以及樂評、親近之人的傳記做考察。
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流行音樂的創作者大多與這些青年學子們年齡相仿。他們是在六零年代的各種象徵形式中最為複雜的部份。這些青年學子在政治運動中打著「新左派」的名號，但卻不見得唸過那些老左派的書。例如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 1911－1972）就曾經遇到一群年輕人，這些人裝腔作勢的大談「古德曼」的觀點，但古德曼卻覺得這些人根本連他一本著作都沒唸過。[5]這樣的現象，唯一的解釋是青年們並不在意社會主義理論。事實上，他們也絕非社會主義份子。在一九七零年，美國於俄亥俄州槍殺四名學生之後，學生運動馬上就銷聲匿跡了。那些曾經於六零年代中喧囂、對抗的青年，在國家顯示強硬態度後馬上就沉默了。這些人在七零年代以及八零年代成為了社會的中堅份子，並且在這二十年間，一直是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這樣的轉變讓歷史學家感到邏輯上的錯亂，因而不以「革命」來形容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只能斥之為「反叛」或「胡鬧」了。這樣的用詞隱約在評斷六零年代不過是青年的「反抗期」，他們的行為不具有任何可分析的成分，因此我們才將之稱為「胡鬧」。這樣的論點也同時忽略了外部物質與青年認同的交互作用，並且將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當作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劣化版本，彷彿唯有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才是一種「正經事」。[6]
在此，我們似乎已經踏足了一個混亂與困惑的時代。美國的六零年代是最好的年代，在這個年代，物質生活富足、人權更為平等。六零年代卻也是最壞的年代，社會運動中的暴力衝突不斷、青年與清教傳統開始決裂，這些事件在在令人目不暇給。但歷史的腳步並沒有因為混亂與困惑而停下，相反的，歷史的步履仍在進行，只不過有點蹣跚，也不一定是朝向「前方」邁進。就宛如狄倫在《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曲中所唱的歌詞：「踏入這塊土地的父母們，別隨意批評你所不了解的事物。子女們將不再聽話，你的老路正在快速崩塌。如果你無法助他們一臂之力，就請離開這條新的道路。因為，時代正在改變。」[7]
2013年6月5日 星期三
來自麥卡錫的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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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麥卡錫的恐嚇：
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已經成為了負面歷史名詞，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對此曾在其著作中提出批評。就霍布斯邦看來，麥卡錫主義反應出來的並非美國群眾對共產國家本身的恐懼，而是對一種邪惡幻象的歇斯底里，而這個幻象是由美國的政治人物製造出來的。對霍布斯邦來說，美國對共產黨的恐懼完全來自於政治操弄。美國的政客們認識到，只要讓人民害怕共產主義，可以從中操弄的政治利益相當可觀。美國總統操作反共意識，得以遂行各種稅收政策，國會議員操弄反共情緒以獲得選票。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臭名遠播的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其靠著污衊政敵為共產黨員，得以遂行其政治利益。這些事蹟表示，民主自由的美國在一九五零年代以後充斥著一種對共產黨非理性的恐懼，而這種恐懼是「被想像」出來的。這些煽動者不是別人，正是美國民眾以其自傲的民主方式票選出來的政客。
在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 1908－1973）任內擔任國防部長的麥那瑪拉（Robert S. McNamara 1916－2009），其自傳中，對於越戰的反省中也提到，美國決定介入越戰的原因是對亞洲情勢的錯誤估計，其中包含了對共產黨擴張的恐懼，並將共產世界想像成沒有矛盾與衝突的整合體。麥那瑪拉提到，由於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使得美國政府在六零年代時幾乎沒有任何亞洲專家，使得美國政府完全沒有認識到當時蘇聯與中共之間的矛盾，一廂情願的認為越戰是蘇聯的擴張行為，因而深陷戰爭泥沼而無法自拔。[1]
同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一九六三年四月，知名的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P. Feynman 1918－1988）應邀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了一系列的三場演講。[2]在其第三場演講「這個不確定的年代」中，他批評了美國人對共產黨莫名其妙的恐懼。根據費曼的宣稱，準備這場演講之前，他曾在住處附近遇到一個社會團體，費曼稱該團體為「美國主義中心」。根據費曼的描述，這個美國主義中心的成員，都非常友善，充滿了愛，而且相信耶穌基督。但是一談到共產黨，就變得非常歇斯底里。「美國主義中心」成立了一個讀書會，讀書會的內容主要是在討論「如何防止被蘇聯滲透」。而讀書會的成立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美軍情報人員，聲稱蘇聯的「第十項戰爭守則」會死灰復燃。這項守則主要的目標是藉由「某種神秘的力量」，影響美國的各個重要政府機關，藉以癱瘓美國。當然，這類事件從來沒發生過。但神秘力量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重點在於－有許多美國人深信它存在。
媒體在這種狀況下，扮演一個推波助嵐的角色。二次大戰後的媒體工作，並不如我們想像般的如此具有批判性。現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媒體，由於科技與網路的發達，愈顯開放的政治體制等等原因，使得他們得以發掘更多的事實。但是二次大戰後的媒體並非如此，諸如沉重的攝影器材，錄影的昂貴等種種原因，都不若我們今日對媒體產業的印象。今日的媒體透過更便宜的器材，更低廉的技術成本，提供更多的畫面資訊，以使人判斷真假。這在二次大戰過後的媒體產業是無法想像的。即使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我們或許可以發現更多的錄影資料，但比起九零年代後的資訊爆炸，仍然只能算是九牛一毛。科技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影響層面非常廣泛，在討論現代史領域時，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問題。
在狄倫的傳記中提到，其對於幼年時期傳播媒體的印象：
電視機開始流行，但還不是家家戶戶都能擁有。圓型映像管。節目通常從下午三點鐘左右開始，頭幾個小時的畫面是幫助觀眾調整收視的幾何圖表，然後是幾個從紐約或好萊塢播送的節目，大約七、八點鐘就結束。好看的節目不多……（中略）。這裡和大城市不同，大城市的電視節目豐富得多。[3]
這段文字資料表達了一個現象，即五零年代的美國，電視影像仍非主流的媒體資訊傳播方式。報紙、週刊、雜誌等等文字傳播以及廣播仍然是資訊流通的主要管道。這些傳播媒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技術成本低廉且單方向的資訊傳輸。相較起六零年代後，電視影像傳播本身需要高度的資本集中，因而對收視率非常要求，這些傳統的傳播方式比較不受市場喜好的影響。也因此，對於所謂的「獨家」資訊，要求不若六零年代後一樣高。一般在現代被稱呼為「無冕王」的記者，在五零年代對於社會議題的深入程度也不如電視時代。
有名的影集製作公司《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曾經在名為《白宮》（White House）的影片中，詳細的介紹了美國這個權力中心的「宮廷歷史」。[4]其中有一段足以作為這種主張的佐證。這個例子是這樣的，在約翰．甘迺迪總統（John Kennedy 1917－1963）之前，媒體播報政治新聞的方式是讓記者跑到白宮，然後白宮的工作人員會以各種飲食款待這些記者。如果有什麼新聞想要讓記者傳達，負責的官員就會出面向記者說明最近政府的作為。如果沒有重要的大事，則會告訴這些記者「今天沒料可爆」然後散場回家。這條佐證配合狄倫在其自傳中提到的傳播媒體狀況，生動的描繪了美國當時偏向於「單向」資訊流通的情形。
科技足以影響媒體發掘事實的最有力例證是「水門案」（Watergate
scandal），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不正因為一捲錄音帶呈現的內容而黯然下台嗎？[5]這種由政府－媒體單方向的資訊傳播方式，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傳播媒體的商業化，顯得愈來愈困難。二次大戰過後或許美國政府還可以一定程度的控管資訊，但新的資訊傳播工具對此提出了愈來愈嚴峻的挑戰，從一九六零年以後的歷史來看，似乎可以用一種事後諸葛的態度斷言：「美國政府在這場資訊控制的戰爭中愈來愈顯得不利。」
在經濟方面，美國倒是顯現出了與冷戰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果冷戰給一般人帶來的印象是灰色的陰暗。那美國在戰後的經濟完全可以用一種物質的顏色來形容－黃金。這是一個充分就業的年代，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凱恩斯經濟學派學說的成功，但是從整體來看，倒不如說是美國又發了一次戰爭財。美國在經濟大蕭條後，雖有羅斯福力行新政，但經濟回復的速度仍顯低落。[6]及至歐戰爆發，美國又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家，失業問題靠著徵召士兵解決了，女性開始走入工廠就業。二次大戰結束，各國滿目瘡痍，美國更順理成章的以全球自由市場之名操控世界經濟，這是一個美國經濟史上足可稱為黃金年代的歷程。在這個年代，很少有人煩惱失業問題，只有雇主為勞動力不足傷腦筋。未成年的青少年，也可以輕易的在城市找到薪水優渥的打工機會。青少年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是往後所謂青少年「反叛」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的重要原因。
青少年開始擁有自主的經濟能力的事實非常重要，六零年代之前的美國青少年，在經濟上幾乎需要完全倚賴父母。當青少年需要一張搖滾唱片，完全不能期待父母幫你出錢。青少年經濟力的高漲與其反叛現象呈現一種辨證關係，青少年擁有經濟能力，搖滾唱片就賣得愈好，更多的搖滾唱片代表的就是更多關於「叛逆」的論述。這些叛逆的論述又促使更多青少年同儕脫離父母的經濟掌控，也就是－出去打工。
總而言之，冷戰時期的美國內部顯得矛盾重重。對外關係上，與蘇聯的意識型態不合，政治人物藉由這種意識型態的對立恐嚇人民。多數美國人，在當時都對共產黨抱持著我們現在難以理解的恐懼。這些美國政府恐嚇自己國民的政治宣傳，透過平面媒體產生的影響力可說無遠弗屆。而諷刺的是，與所謂的民主自由原則完全牴觸，當時甚至還有施行類似愚民教育的政策。狄倫在其傳記中就曾對此嗤之以鼻：
一九五一年，我上了小學。在我們接受的教育中有一種訓練，就是要在空襲警報時躲到書桌下，因為俄國人可能會用炸彈攻擊我們。……，幾年前我的叔叔跟舅舅們還和俄國人並肩作戰，而今俄國人變成要來割我們喉嚨、燒死我們的怪物。這種感覺真是奇怪。……，我們週遭很多人非常認真對待這種威脅……。我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竟惹得對方（俄國人）如此憤怒。老師說共產黨無處不在，而且準備大開殺戒……。[7]
這一切的矛盾，的確是夠讓人感到混亂與困惑了。
2013年6月1日 星期六
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
這本書在台灣似乎很少見，之前查了一下好像只有台大跟屏東教育大學的圖書館有。
由於跟我自己的研究算很有關係，所以這幾天花了不少時間來閱讀。
雖然看起來開數跟厚度都還好，不過內容出乎意料的有450頁之多
以下就是簡單的介紹。
60年代是一個具有各種象徵形式的年代。
60年代是冷戰眼看要轉變成核戰的年代，是爵士樂衰敗與搖滾樂興起的年代
60年代同時是新左派嚷著要打倒萬惡資本主義的時代，是社會運動宛如開趴的時代
這是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叛逆年代，這個時代同時也以國家鎮壓青年社運告終
這琳瑯滿目的萬花筒象徵形式到底代表了什麼歷史意義？
60年代的叛逆難道因為其政治結果是失敗的，因而毫無意義？
要了解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就得搞清楚，這個延燒了10年之久的青年運動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作者認為，60年代的青年反叛不僅僅是反叛，而是一場革命運動
這是一場資產階級的孩子為了奪回他們的文化霸權而發起的革命。
文化霸權語出義大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葛蘭西認為國家得以維持的力量不僅僅是政治以及經濟結構的強固
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強固。國家藉由政治與文化的強固，以邏輯同一性鞏固政權的穩定
因此，若要鬆動這樣的穩定結構，就要以知識份子促成意識形態的轉化
鬆動國家的文化權力，就能達成革命的目的。要注意的是
葛蘭西不僅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共產黨員，他的這個理論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實踐色彩。
程巍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出發
他認為60年代的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治以及經濟霸權
但是在文化上的霸權卻落在其他階級手上。
工業革命讓資產階級拿到了經濟的權力，法國大革命讓資產階級拿到了政治的權力
他們是這兩個領域的巨人，但在文化上，資產階級卻顯得像個侏儒
19世紀的資產階級形象飽受非議
在19世紀，資產階級的形象是肥胖，唯利是圖，充滿銅臭味，不具有教養，冷漠等等
這些負面的形象自然不是資產階級的自我型塑，而是來自於其他兩個階級
還沒有成為資產階級的「下層階級」以及「貴族」
本書花了很多篇幅在介紹這兩個階級在19世紀如何將資產階級的形象塑造成這個樣子
這樣的資產階級形象造成了一個糟糕的後果
那就是資產階級將文化霸權的解釋權放在其他階級的手上
特別是代表下層階級的左派人士。
在1950年的麥卡錫主義之下，老左派的力量實際上已經微乎其微
這些人的歸宿就是大學與講堂。雖然他們在政治上已經失去影響力
但在課堂上講授的「工人血淚史」，「資產階級剝削史」無一不使得
這些學生感到一種犯罪感－畢竟在當時，大學生多半都出生於資產階級
這些學生從其中感受到一種道德的挫敗，對他們父輩的獲利方式不得不加以重新檢視
這是50年代與60年代才能有的特殊狀況，在當時由於經濟的空前繁榮
使得資產階級的人數暴增，也使得能進入大學的資產階級孩子們大幅增加
在這之前，大學的受教權一直都處於真正的暴發戶以及貴族才得以受教的狀況
也因此，無法累積足夠的「反叛」能量。
60年代的反叛運動，因此應該被視作一種文化革命
青年們的目標在於打破傳統與貴族的文化，並且卸除對下層階級的道德犯罪感
誰說莫札特或貝多芬是比披頭四更偉大的音樂家？
米開蘭基羅的教堂壁畫也並沒有比紐約的街頭塗鴉更高雅
青年們藉由對傳統美學的價值質疑，首先否定了文化的等級差異
藉由否定了這樣的文化等級差異
資產階級的「大眾」文化就與貴族傳統的「高級」文化不相上下
藉由這種烏賊戰術，資產階級的孩子們在60年代把「高級」文化拉下神壇
讓他們得接受資產階級的檢驗方式－也就是自由市場。
銷售量沒幾張的古典樂與銷售量動輒好幾百萬的搖滾樂，要說前者優於後者
那真的得有相當的勇氣才行。
另外，這些號稱新左派的60年代青年，以行動的方式搞起了社會運動
他們模仿巴黎公社蓋起了街頭堡壘，大有與國家機器抗衡的味道
但這些卻不過是個象徵形式，為的是與老左派接軌，以撫平他們對下層階級的犯罪感
與巴黎公社的革命不同，青年學生從來沒有拿起步槍與國家抗衡
他們有的只有地面的石頭以及玻璃瓶汽油彈。在芝加哥大會的暴動中
青年學生的街頭堡壘更是以桌椅隨便堆疊而成，警察一推就倒，而且也可從旁繞過
可說完全只是徒具象徵形式的革命。
追根究底的原因在於，60年代的這場革命不是一場政治上的革命
這是資產階級的孩子們為了自我的文化認同所發起的革命，也因此不具有流血的危險性
那麼，60年代到底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產？
60年代的革命以政治意義來看雖然失敗，但文化層面的影響卻是長久的
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使得道德的絕對價值，文化的等級制度都崩毀了
因此，相對主義以及後現代的解構正是源自60年代
相對主義帶來的是多元化的文化尊重，今天我們對少數民族的尊重由來於此
少數文化與主流文化不存在優劣，只是「不同」
而對作者來說，更重要的是，資產階級從此不再被「傳統文化」以及道德犯罪感束縛
清教傳統的禁慾主義與享樂主義之間不再存在道德等級的高低
這樣的結果，對於生產量龐大，因而需要大量消費的現代資本主義來說，
在經濟上的意義也是好的
60年代就在這樣的意義上，達成了文化，政治，經濟的邏輯統一
不誇張的說，正因如此，60年代以後，西方世界才真正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而在最後一章，作者更討論到了詞語替換的本質
例如以「中產階級」替代「資產階級」，「全球化」替代「殖民化」等等
更進一步的討論了60年代的影響。
總而言之，已經對60年代的史實與背景有一定認識的人，這本書相當值得一閱
論證的內容雖非十全十美，但主題非常明確，切入角度也非常有趣，個人相當推薦。
2013年5月22日 星期三
反叛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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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如今已經成為觀光勝地，拿著數位鏡頭的遊客在此留下身影，彷彿想讓自己融入那曾經美好的六零年代。但當他轉頭看著那與自己打著同樣念頭又數以千計的旅客，他會明白：「那個時代終究是一去不復返了。」格林威治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是一個現代象徵意義之地，在那裏的純真時光業已遠去。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大量的歐洲移民橫渡大西洋，為的是在美國這塊應許之地尋得安身立命之所。但事情總是不如人意，在美國等待他們的不是那幻想中的烏托邦，而是各種偏見與歧視。一般人誤解美國的種族主義是單純的膚色問題，實際上歧視卻可以分為多種層次，膚色僅僅只是可目視的最明顯因素。舉凡宗教、財富、穿著等等，只要與「主流」有所區分，歧視就能不斷發生。一九一九年，美國的階級衝突愈演愈烈，罷工浪潮襲選全國。政府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鎮壓，工運的領導人以及左翼人士都遭受逮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尼可拉˙薩科（Nicola Sacco）以及巴爾托洛梅歐˙凡澤蒂（Bartolomeo Vanzetti）兩位曾經參與無政府運動的義大利移民，在一九二零年無端被控在南布蘭特里（South Braintree）犯下了強盜殺人案。在經過充滿混亂與偏見的審判之後，他們於一九二七年被處以死刑。[1]同時，眾議院在一九二零～一九二一的冬季議會期間以兩百九十三票對四十六票的差距，決議暫停所有移民入境長達十四個月之久，類似的司法事件使美國社會對移民歧見逐漸加深。威爾遜總統（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雖然拒絕簽署移民零入境法案，但是隨著國會與總統改選，眾議院再次通過同樣內容的法案，新任總統哈丁（Warren Gamaliel Harding 1865－1923）「從善如流」的簽署了這項決議案。[2]
「被歧視」這件事情可以引發多重的連鎖反應，例如同樣的工作，被歧視的族群總會領到較低的薪資。在營運困難時，經營者如要節省人力成本，多半從「比較會惹麻煩」的族群開始裁員。一九二九年，著名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更使得移民的處境雪上加霜。工人階級首當其衝，以工人階級為主的移民當然不能自外於此。失業人口在大蕭條期間不斷攀升，美國在這段期間失業率達到歷史高點。共和黨的自由主義信條看似對此無能為力，結果造成了小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的勝選。小羅斯福上台之後，厲行「新政」。新政一般被看作凱因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在政治上的成功實驗，凱因斯強調政府應該以公共建設等等開支來刺激經濟發展，並且認為政府應該維持一定的赤字。這種看法導致的施政結果是，擴大政府的行政結構，以政府計畫來取代市場經濟。一般來說，凱因斯學派被認為是偏向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些新增的政府機構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此類組織將自然資源納入公權力管理，的確與以往美國交由私人機構開發的市場取向迥異。
羅斯福在一九三二年競選時，更曾經發表過一段演說，其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全國各地的人們，把政府的政治哲學紛紛擾擾拋諸腦後，在此期待我們的引導以及更公平的機會來共享國家財富分配。[3]
這段談話的主軸在於經濟的「共享」，「分配」，以及「公平」。這在政治哲學中，確實宣示了羅斯福往左轉的政治立場。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勝選就職時，其演說更是清楚表達了其政治傾向：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給人們工作。只要我們明智而勇敢地對待它，這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這個任務通過政府直接徵募人員可以得到部分完成，就像我們應付戰時緊急狀態那樣，同時通過僱用這些人員來完成急需工程，以促進和改革我們對自然資源的利用。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的那些工業中心已人口過剩；應在全國範圍調整人口佈局，盡力把土地提供給最善於耕種的人，使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為了幫助這項任務的完成，要採取具體措施提高農產品價格，從而提高對我們城市產品的購買力。要從現實出發制止對小房產和農場取消抵押品贖回權所造成的日趨嚴重的悲慘損失。要堅持由聯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立即按大幅度削減費用的要求採取行動。要把目前常常是分散、浪費和不公平的救濟工作統一起來。要把一切形式的交通運輸和其他明確屬於公用事業的設施置於國家的計劃和監督之下。總之，很多方法有助於這項任務的完成，唯有空談無濟於事。我們必須行動，迅速採取行動。
最後，在恢復工作的進程中我們需要防止舊秩序弊端再現的兩項保護措施；必須嚴格監督一切銀行存款、信貸和投資；必須制止利用他人的金錢進行投機活動，必須提供充足而數量合理的貨幣......
羅斯福批評「邪惡銀行業」的投機活動，並且宣示政府將更積極介入經濟活動，由政府直接聘僱人員來管理並分配自然資源等等。這確確實實是拒絕自由主義中的「理性人」預設前提，並且擴張政府職權的社會主義主張。姑且放下經濟史的爭議，應該注意的是：無論新政是否有效，羅斯福的政策以及其演說，都表示美國政策往社會主義轉彎的趨勢。[4]而諸如美國對於移民的偏見，歧視，以及大蕭條期間整個社會對於平等的訴求，也在在都使得移民的政治傾向向左轉。紐約這個日後的世界金融中心，恰是移民人口比例相當高的地區。
雖然仍然未有大規模的移民政治運動，但座落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卻已散發出反叛的泥土氣息。移民對政治改革的需求並非一蹴可及，但現世的情感需求卻是需要立即被滿足的。我們注意到，音樂是一個相當吃重的角色。在電視機仍未普及的年代，收音機的電台音樂以及以唱片成為此階級人群主要的娛樂方式。聲音在二十世紀初期開始，透過科技的發展，使得聽覺成為如同視覺一樣可以複製的感知。這大大挑戰了文字在過往論述權力中的絕對地位，原因是「識字」這件事情畢竟需要專門訓練，而以聲音表述的語言卻可以透過日常對話學習。
格林威治村中，最受歡迎的音樂類型不是在二零年代紅極一時的搖擺樂，也不是在三零至五零年代時居於樂壇領導地位的爵士樂。在此，最受歡迎的音樂是民謠。民謠是一種以社會情境入詞的歌曲，而許多民謠創作者對工人階級也抱持著個人的同情，這種階級上的親近性，使得格林威治村與民謠歌曲之間的互動註定交織不清。
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格林威治村究竟有甚麼意義？我個人認為，在二零年代到五零年代之間，位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呈現了幾個方面的特色。首先，紐約的移民人口比例相當高，而移民的工作階級又多屬受雇於業主的工人。而移民工人階級長期受到社會不公平的歧視，自然會在政治訴求上，要求更為平等的工作以及權利法案。其次，在冗長的抗爭過程中，這類階級不僅需要理性的政治論述，更需要透過一種「自我」－「他人」共性的文化行為以連結團體意識。而這樣的連結，正是以酒吧或俱樂部現場演奏的民謠音樂來擔當重任。
2013年5月7日 星期二
On the Road, The Fo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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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對美國歷史來說是個轉變的一年，羅斯福的新政眼看就要崩潰，國內對於經濟恐慌的不滿情緒愈來愈高。失業與街頭的社會救濟仍然稀鬆平常，碼頭上還是擠滿了想上船謀職的工人。這是一個眼看就要陷入深淵谷底的社會，政治人物也為了日漸興起的社會主義風氣而大傷腦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對珍珠港的偷襲眼看要成為壓垮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就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卻諷刺地成為經濟復甦的轉機。在對日宣戰之後，美國進入了戰時經濟，戰爭創造了需求，也因此造成了供給。失業已不成為問題，唯一會讓人覺得稍有不安的，或許只剩下戰場上那隆隆的砲聲，以及飛行器呼嘯而過的引擎聲，這些聲響以人命的代價向每個人的心靈散播恐懼。但誰也沒想到，也正是在這一年，美國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的一個猶太家庭迎來一位新成員，他將在二十年後，在美國人的心靈留下更為震撼的聲音－其名為巴布˙狄倫（Bob Dylan 1941－）。
狄倫本名為羅伯特˙艾倫˙齊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他從小就對音樂展現濃厚的興趣。在他青少年時期，雖然電視業已出現一段時間，但節目並不有趣。[1]對小狄倫來說，最大的娛樂反而是蹲在收音機旁聽電台廣播。當然，他聽的內容不可能是爐邊談話，更不可能是希特勒的演講。對於年少的狄倫來說，最大的樂趣乃是聆聽收音機中飄揚出來的民謠與藍調音樂，以及到朋友家翻找老唱片。[2]對於一個青少年來說，狄倫的音樂傾向顯得與同儕有點格格不入。在五零年代，最令青少年感到興奮的音樂乃是由艾維斯˙普理斯萊（Elvis Presley 1935-1977）所領軍的流行搖滾樂。被台灣暱稱為貓王的這位搖滾巨星，同時也是無數青少年的偶像。但狄倫最為鍾情的樂手，卻是在五零年代後期已無創作，且身患杭廷頓舞蹈症的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 1912－1967）。
鍾情於音樂的狄倫並沒有留在家鄉太久。他雖然在高中與大學第一年都持續從事音樂演奏，也因為對於音樂的熱愛使他放棄了大學的學業，但位於美國中北部，氣候嚴寒又偏僻的明尼蘇達州終究不是他想久待之處。在大學中輟之後，狄倫仍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待了幾個月，在那段期間他主要演奏民謠音樂，也奠定了他往後幾年的主要創作路線。在一九六一年，狄倫拿起了吉他與口琴走上了旅途，傳說狄倫本來要前往藍調與流行搖滾樂正如日中天的芝加哥，但在中途卻改變了主意。他在旅途中聽聞了偶像蓋瑟瑞正在紐約進行療養，因而改往紐約方向踏出腳步。在這個時候，狄倫還不清楚，他這看來隨心所欲的決定，不僅將讓他遇上這一生中難以忘懷的女孩，甚至將讓他走向可能自己完全沒想過的音樂之路。
有關狄倫是採用什麼方法從明尼蘇達抵達紐約，一直都是個大眾有興趣的話題。狄倫的自傳中說他是貨運火車來的，在二零零七年那部毀譽參半的狄倫傳記電影《I’m not there》中再現了這樣的說法。[3]在自傳中，狄倫之所以提到這個問題，是因為被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員問起而回答的。狄倫聲稱他對這類的問題感到相當不耐煩，也因為狄倫素來對個人隱私的重視到了偏執的地步，這樣的說詞有很大可能不是真相。但無論如何，都足以使我們明瞭一件再清楚不過的事實－狄倫實在是個潦倒的窮小子。這樣的經濟情況，也反應在初到紐約的狀況。
或許是由於天生的魅力，狄倫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落腳之後，很快就與當地的民謠圈子打成一片。雖然如此，這仍然沒有改變他窮困的現實。在初到紐約的幾個月，狄倫的行蹤飄忽，過著居無定所，每天倚賴朋友接濟的日子。今天可能看到狄倫躺在某個民謠歌手家中的沙發，明天看到他睡在另外一個民謠歌手家的躺椅。狄倫的困頓並沒有持續太久，一九六一年九月，紐約時報的一篇樂評揭露了狄倫的存在。[4]這篇樂評出現後沒幾天，當年鼎鼎大名的哥倫比亞唱片名製作人約翰˙漢蒙德（John
Hammond）就找上了狄倫。也許是因緣巧合，這位樂壇的伯樂在樂評出現之前，就曾請狄倫替他旗下的女歌手伴奏口琴。[5]我們無法確定漢蒙德根據哪件事情而判斷出狄倫的才華，唯一知道的事情是狄倫與他在十月簽下了一紙六年的合約。萬事俱備，僅欠東風，我們即將進入那放任自流的狄倫世界。但在此之前，我們還是先冷靜下來，看看狄倫到底成長在怎樣的歷史情境之中吧。
2013年2月24日 星期日
一個半世紀的反思：電影「林肯」
談到林肯，最為我們這些「外國人」熟知的事蹟，莫過於他廢除了有色人種的奴隸制度。林肯任內推動的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是美國人權的里程碑，但如果你熟知美國歷史，這項人權成就並沒有改善有色人種在美國的實質處境。
誠如電影所說，有色人種得到了自由，那之後呢？第十三修正案並不是賦予有色人種瓶等權益的修正案，其僅保障「苦役或強迫勞役，除用以懲罰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之任何地方存在。」換句話說，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奴隸制度的廢止，而非有色人種權力的平等。
奴隸制度的廢止有許多的衍伸問題，首先，擔當奴隸制度的主要人口，從今以後不能以奴隸身份工作。也就是說，對以往倚賴奴隸免費勞動力產出商品的奴隸主，在第十三修正案通過之後，其與奴隸的關係由主人－奴隸轉變為雇主－員工。（如果他們還願意繼續做同樣的工作）這代表契約關係的變化，同時也對奴隸主帶來勞力成本的提升。電影中說廢奴會導致南方經濟的惡化，正是基於這種論點。同時，廢止奴隸制度並沒有保障黑人的各項權力，例如教育以及工作上，修正案並沒有保障有色人種的平等。
正是因為如此，100年後才有了1964民權法案。民權法案之後，又經過快50年的光景，美國才誕生了第一位有色人種總統。再回首林肯，已經一百五十年了。在這一百五十年中，美國更換了無數總統，但是林肯的形象在現代卻常植人心。今年「林肯」這部傳記電影不僅在美國票房掀起熱潮，奧斯卡更提名其入圍十二項獎項。為什麼會如此？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林肯是一位符合現代社會價值的歷史英雄。
歷史故事本身有尋求起源的特性，舉凡各種人類得以分門別類的項目，人們都偏好以歷史故事作為敘事的開頭。不僅如此，人們還偏好將起源歸因於英雄人物。舉凡國家的起源，音樂的起源，制度的起源等等。這些可被分門別類的歷史項目，總是有個老祖宗在歷史故事的源頭微笑。而林肯，正是美國民權項目的歷史英雄祖先。誠如電影所說，在林肯之外仍有許多對有色人種民權努力的利益團體，但對歷史故事而言，這些人對權力架構造成的影響遠遠不如林肯。當然，事實是否如此仍有待爭辯，但對於歷史故事選擇以英雄作為敘事主軸的狀況，可以說歷史故事的這種敘事結構，本身符合閱聽歷史故事的人們對於權力架構的想像。也就是說，對大部分人來說，民權的歷史是由偉人構成的歷史，背後的利益團體以及大眾的意向都屬於次要因素。也正因如此，人們才得以心安理得地將鮮血的代價拋諸腦後，享受偉人所留下的這份遺產。
誠如電影所說，有色人種得到了自由，那之後呢？第十三修正案並不是賦予有色人種瓶等權益的修正案，其僅保障「苦役或強迫勞役，除用以懲罰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之任何地方存在。」換句話說，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奴隸制度的廢止，而非有色人種權力的平等。
奴隸制度的廢止有許多的衍伸問題，首先，擔當奴隸制度的主要人口，從今以後不能以奴隸身份工作。也就是說，對以往倚賴奴隸免費勞動力產出商品的奴隸主，在第十三修正案通過之後，其與奴隸的關係由主人－奴隸轉變為雇主－員工。（如果他們還願意繼續做同樣的工作）這代表契約關係的變化，同時也對奴隸主帶來勞力成本的提升。電影中說廢奴會導致南方經濟的惡化，正是基於這種論點。同時，廢止奴隸制度並沒有保障黑人的各項權力，例如教育以及工作上，修正案並沒有保障有色人種的平等。
正是因為如此，100年後才有了1964民權法案。民權法案之後，又經過快50年的光景，美國才誕生了第一位有色人種總統。再回首林肯，已經一百五十年了。在這一百五十年中，美國更換了無數總統，但是林肯的形象在現代卻常植人心。今年「林肯」這部傳記電影不僅在美國票房掀起熱潮，奧斯卡更提名其入圍十二項獎項。為什麼會如此？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林肯是一位符合現代社會價值的歷史英雄。
歷史故事本身有尋求起源的特性，舉凡各種人類得以分門別類的項目，人們都偏好以歷史故事作為敘事的開頭。不僅如此，人們還偏好將起源歸因於英雄人物。舉凡國家的起源，音樂的起源，制度的起源等等。這些可被分門別類的歷史項目，總是有個老祖宗在歷史故事的源頭微笑。而林肯，正是美國民權項目的歷史英雄祖先。誠如電影所說，在林肯之外仍有許多對有色人種民權努力的利益團體，但對歷史故事而言，這些人對權力架構造成的影響遠遠不如林肯。當然，事實是否如此仍有待爭辯，但對於歷史故事選擇以英雄作為敘事主軸的狀況，可以說歷史故事的這種敘事結構，本身符合閱聽歷史故事的人們對於權力架構的想像。也就是說，對大部分人來說，民權的歷史是由偉人構成的歷史，背後的利益團體以及大眾的意向都屬於次要因素。也正因如此，人們才得以心安理得地將鮮血的代價拋諸腦後，享受偉人所留下的這份遺產。
2013年1月11日 星期五
死刑存廢的思考
本來蘋果日報說要刊的，不過看來我寫太長，所以最後蘋果還是放棄刊登了，以下正文。
死刑的存廢隨著重大刑案的發生，議題總是一再被挑起。民意直指與廢除死刑有關的人權團體，認為該類人權團體的言論正助長了罪犯的氣焰。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釐清。但回到死刑的存廢本身，我個人在此有不同的看法。
眾所周知，死刑在現代國家中，並不作為一種報復式的刑罰。死刑的作用，並非在補償被害者家屬的心理狀態，而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既是如此，死刑對於犯罪的嚇阻力是否存在，就是死刑存廢的重點所在。在最近的學術研究中，經濟學家以計量方法得出幾個結論。首先，死刑的存在與否並非嚇阻力的來源，嚇阻力的來源來自於公權力執行死刑的數量。意即，公權力執行愈多死刑，就愈有嚇阻力。同時，也有經濟學家提出，執行死刑的嚇阻力，在小於某個執行數量時，無法得出統計上的意義。最後，經濟學家認為，在謀殺案中最能看出死刑的嚇阻力，其他的案件中，很難由計量分析看出相關性。
乍看之下，似乎應該因為死刑對謀殺案具有嚇阻力，因而支持死刑。但這個理由不夠充分，原因在於學術研究並不確定死刑的嚇阻力是否有被其他手段所取代的方法。再者，任何刑罰都存在嚇阻力，經濟學家並沒有得到死刑的嚇阻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效的結論。而這恰巧是支持死刑一方，常常引用學術文獻做出的過度推論，經濟學家並沒有表示：「死刑對謀殺案的嚇阻力無可取代。」他們只說：「我們確認死刑對謀殺案，大概有這樣的嚇阻效力。」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執行一個死刑能換來減少五件謀殺案，也就是說一條人命至少換來五條人命。乍看之下似乎是個划算的決策，但考慮到我國重大刑案對死刑判決愈來愈少的狀況，死刑遲早會執行完畢。而某些經濟學研究也提到，死刑不執行到一定人數以上，嚇阻力的效用就無法顯現。如果經濟學家是對的，在這種狀況下，法律上就會顯露矛盾。為了得到更多的嚇阻力，就得修改法律或是判決標準，以更為嚴格的方式去判準死刑。而在這種更嚴格的標準之下，等到死刑犯執行完畢，又得讓法律以更嚴格的標準去判定死刑標準。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樣的法律修改過程，最終犧牲的並不是殺人犯與被害人的權益，而是整個國家與社會的福祉。在這過程中，人民必須賦予國家更多權力來保護其人身安全，但同時國家也會因此侵害人民的其他權益。在代議制度下，也就是國民賦予民意代表更多的權力以修改法律。此類權力擴張，很難被大部分經濟學家所接受。因為大多數的經濟學研究也顯示，國家擴張權力，在各種層面上對個人權益的侵害，於邊際效益上，比起得到人身安全保障的效益更為明顯。說得白話一點，國家藉由擴張權力多保障了國民的人身安全10%，但每個國民可能得犧牲20%或更多的個人權益以獲得這樣的保障。就嚇阻力這項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結果無法與功利主義達成哲學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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