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書的簡單書評-評余英時《人文與民主》，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

余英時的《人文與民主》一書中收錄了三篇文章：《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這三篇文章，前兩篇有較為緊密的關係，不過我嘗試將這三篇文章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   

首先，我認為余英時要提出的最中心論點就是：「重建菁英文化的地位。」這點可以從《臺灣人文研究之展望》一文中得見端倪。余英時在本文中提到：「如果我們不再為西方既有的理論所震懾，又能拋棄以西方文化為普遍模式的偏見，我相信不出二、三十年臺灣便有可能成為中國人文研究的中心之一。研究中國文、史、哲的人不會太多，也不需太多。關鍵是培養高質量的少數人才……。」另外，在《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一文中，余英時則寶持了一貫對於西方文化價值的批判態度。大抵來說，余英時對於中國傳統的「國學」抱持肯定，對西方文化價值則相對的保守。他認為西方的民族，文化，歷史脈落與中國有差異，我們在運用「西學」時不應該將其視作普世真理，他建議將西學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

但是就我看來，余英時或許沒有發現到，在其《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一文中，他所研究的中國四次哲學突破，正是朝著「拒絕菁英文化」這條路上走。余英時在該文中，談到了中國的四次哲學突破。第一次發生在戰國，游士以各種學說，將知識權力從巫師的身上奪取。以往只有巫師能作出的精神感應，從戰國開始，三教九流都開始強調：「任何人的心都能與天溝通。」這是一種知識權力的鬥爭，而「士」取得最終勝利。第二次的哲學突破，則是在漢末，余英時強調，這個時期最嚴重的問題是個體自由的解放，「士」階層已經開始對統治權的正當性提出質疑，並且詢問自己能夠做什麼。第三次的哲學突破則是唐宋的新禮學，士階層從南北朝的個體自由問題中找到一條新的道路，他們開始認為知識階級應該與君王享有「共天下」的權力。第四次則是明代王陽明，王陽明強調「致良知」，並且致力於和一般人對話，我們或許可以看到，知識在明代很明顯的普及化。從這一路的脈絡看下來，如果余英時的研究是對的，那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國的哲學突破正是朝著「拒絕菁英文化」的道路上走。知識的權力不再把持在少數人手中，他朝著社會下層不斷的深化。而這點，正是與西方普世的人權價值不謀而合的。我們期待所謂的多元文化，正是期待人人都能有批判性的思考，而不是落入「某種階層」比較重要的思維模式，這點是我對余英時這三篇文章較為不同意的地方。

    對於余英時的觀點，我嘗試作出一些修正。我們不能否認菁英的重要性，事實上，如果以多元文化的角度，沒有一個思維模式是不重要的。但是我們或許更該注意的是，我們如何做到學術菁英與一般人之間的溝通，否則研究不過只是象牙塔中的珠寶，美麗卻不為人知。

    張光直的兩本《中國青銅時代》，則是提出了中國文明是多元文化的綜合理論，原則上，我認為他的論點是正確的。張光直從青銅器，玉器代表的意義，發現中國所謂三代並非連續王朝概念，而是一種並存的列國。這種論點配合考古材料與三代歷史文獻的對照，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張光直的說法得到全合的結果。但是這不代表張光直已經解決中國古文明的所有問題，其中南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互動就是一種被張光直忽略不談的關係。

    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中的「商代的巫與巫術」一文中，大量使用楚文化中巫的記載，與商代巫記載作對照比較。這種比較是有意義的，他彌補了因為缺少商代文獻而產生的缺失，但是我認為張光直在這點上談的問題是不太深入的。楚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仍然保有巫術記載，北方的傳統中原文化，由於哲學突破的發展，他們開始將知識權力從巫師轉移到士大夫身上。對於巫術，傳統中原文化在春秋戰國已經避而不談。是什麼原因讓楚文化仍然保留強盛的巫術傳統？這些巫術傳統與中原文化有什麼樣的交流？中原文化的巫術難道僅僅只是階級分化下的產物？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值得討論的，但是張光直似乎僅僅把眼光放在三代之間的互動，而忽略「現代定義下的中國」南方的文化。

    另外一方面，中國的戰車技術，青銅器鑄造方式，其實也不是中國獨有的。中國的青銅器鑄造方式，與中亞的民族有許多相似之處。中國的戰車戰法，中亞相似的技術更是領先中國數百年。這些都說明了，中國並非文化上孤立的個體。從所謂的「古文明時代」，甚至更早好幾千年，世界性的交流早就展開了。如果以張光直對於多元文化構成中國文明的主張來看，僅僅研究三代文化是顯然不足的。

    誠然，張光直對於重新建構中國古文明歷史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人類歷史上的文明從來就不是孤立個體。當我們討論文明的產生，實際上我們也正是在討論世界文明交流的過程，這一點是歷史學最基本的概念：「人類的世界是不斷辨證的過程，沒有不變，只有不斷的改變。無論這過程是多麼緩慢、難以察覺，我們的任務正是揭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