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文獻不如原典的學術迷思

清大的退休教授彭明輝先生，在其最近的文章中寫道：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聽懂他的課程內容就表示你懂得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思想。Michael Sandel 很擅長在他設計的脈絡下引導學生去發現判斷對錯的各種角度（angle），也擅長把複雜而深奧的思想用簡潔的方式摘要成易懂的陳述，但是他在課堂上的介紹都只能叫做「精簡版的二手傳播」。妳如果試著去讀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原著（或全譯本），一定會發現讀不懂；如果妳硬著頭皮把原著（或全譯本）熟讀兩三次，我相信你一定有機會發現 Immanuel Kant 或 John Stewart Mill 的思想遠比 Michael Sandel 的介紹更精彩、深刻而富啟發性。

不僅哲學如此，社會學、人類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類的經典都有這樣的特性：原著（或全譯本）遠比二手傳播更精彩，更難讀懂；但是即使只讀懂原著（或全譯本）的十分之一，往往收穫還是遠遠超過讀懂一整本的二手傳播。我自己的讀書經驗告訴我：二手傳播之所以易懂，是因為他們把原著難懂的部分都截去（隱藏起來），只講易懂的；但是原著之所以精彩，卻正好就是因為難懂的部分。

道理其實很簡單：人文與社會科學經典著作的原作者都是不世出的人才，跟他們才華一般高的大概都自己去寫經典著作了；而二手書的作者往往才華就是不及這些經典的作者，他們沒有能力把一件很難說得清楚的事給說得比原著更清楚，而只能把自己也說不清楚的事給刪除，留下易懂的給讀者。」

首先，姑且不論我個人不熟悉的康德或是小彌爾，這兩位的經典著作如第一批判，對自由主義的論證等等我都沒唸過。但是就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個人實在無法理解原典比二手文獻更有價值的說法何在。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本社會學中經典且不太易讀的著作，學術期刊中對這本書的討論多如牛毛。諸如Weber在方法上的idea type使用，其個人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是否正確，對新教倫理的深入程度為何等等。經過80年的學術累積，現今Weber在學術上的成就僅僅留下其idea type的方法，其論證內容幾乎已經被拋棄不用。其內容充滿著，受限於時代因素而產生的，西方對其他文明的偏見。閱讀這個原典，就我個人看來僅有學習Weber如何處理比較方法的功用，而沒有其他特別的成果。

如果今天是要理解Weber為何會寫出這種作品，需要把這個作品閱讀完畢自然是必要的功課。問題在於，如果以彭先生的文章看來，他似乎認為要理解現代的社會學必須閱讀那些經典作品，那就錯了。現代學術講究的是成果累積以及去蕪存菁，大量的二手文獻都是在做這種事情，透過閱讀二手文獻，我們確實可以有效率的理解現代學術中認為那些經典的重要概念還留存至今。例如多數人都沒唸過牛頓的數學原理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可是我們仍然能透過二手文獻清楚理解其中的概念。況且愛因斯坦也說過：「If you can't explain it simply,you don't understand it well.」清楚簡單的二手文獻代表的是概念被正確的理解，並沒有辦法作為高下判定的依據。

作為一個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者，我必須說彭先生對類似的人文學科抱持著太過糟糕的思古情懷。經典作品的產生是具有當代意義的，他們提出一些劃時代的方法或是概念，但不代表其內容整本都禁得起現代批判。如果彭先生是要說以閱讀經典作品來做為一種批判訓練(雖然看起來實在不太像)，那我個人倒是表示贊同的。

學歷史的用途？

常常我們看到討論歷史教學的文章，大多數都承認歷史很重要，但是說到為什麼歷史很重要，歷史有什麼用途，這些理由不是模糊不清，不然就是讓人覺得唱高調。

像有名的唐太宗說法：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這種說法純屬虎爛。研究歷史唯一能夠讓我們得到的結論只有：「其實我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當然更不可能知道為什麼朝代會興替。但是這個結論並非歷史研究的價值。歷史的價值，或者說用途，在於認識自己是如何與這世界產生關係。

舉例來說：對於同性戀問題，我的情緒以及判斷是毫無理由的嗎？我支持同性戀教材的理由是我自己的理由嗎？如果我的理由是來自其他人所賦予我的，那我們要問的就是，這些人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使我覺得「我的理由」合理？

這個認識過程很可能徒勞無功，因為你會發現歷史中的因果關係有時候，不，應該說，「通常」都交纏不清，研究方法的限制，個人的精力等等因素，很可能讓你只得到一個片面的答案。但是無論如何，這個研究過程確確實實的讓你又釐清了一個小問題，雖然以「歷史就是過去的總和」這種角度來看，這個成果微不足道又可能是錯的，至少研究者在這裡，他可能將自己看待過去的角度又翻了幾翻。這有點像是看萬花筒，你不知道當自己的概念透過研究翻轉時，過去的世界又呈現出什麼樣的樣貌。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或者說是歷史讀者，透過回顧過去來認識當下的自己(雖然那可能是錯的)，那是一種自我的修正與對話。透過歷史，他人的經驗，汲取教訓，這些東西根本無關緊要，重點仍然是自我，我們是這個時間洪流中的什麼角色？這點唯有透過閱讀歷史，面對歷史，才有可能獲得一個讓心靈滿足的解答。

科技來自於人性

這句俗諺通常帶點戲謔性質，不過剛才看了一本書，讓我重新思考了這句話。

Felipe Fernandez-Armesto在他近期的著作<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中批評了現代研究中對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些錯誤預設。他是這麼說的：「各種唯物論都解釋不清量產農業的起因，研究者就只得轉而求諸宗教，或是整個文化之中尋求原因。若試圖只從理性著手，或只按經濟學家所說的和理性觀點來解釋文明，實在是走錯了路。我們已測試過經濟自由主義，結果卻發現它解釋的力到只能說還可以。既然如此，我們大可拋掉有關人性的一種最難纏的古老迷思，那就是人並非經濟的動物。我們做的決定並不必然是受利己之心的指導，集體做的決定由其不是。懶散與任性是比利己心更普遍存在的人性特徵。」

這句話反駁的重點在於，Armesto不認為「進步」這個概念是被人的理性所支配的，如果進步這個概念存在，他的起源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宗教，懶惰。農業起源於宗教是一些人類學家的看法，他們認為集體的耕作，最初的出現是一種對神膜拜的儀式。收穫是一種集體娛樂，這種集體勞動經驗幫助了社群的鞏固，藉由一整年的辛苦勞作以及收獲時刻的歡宴，造就了現代我們看起來是「進步」的文明。

這不禁讓我想到，新世代的科技如果是一種進步，他們最初的概念或許根本與理性的「進步」無關。許多人預設，我們的發展仰賴我們的理性認為：「因為這樣做可以帶來怎樣的好處，所以我們這樣做。」問題在於許多的科技發展其實並不那麼具有方向性。例如：Facebook，最初只是一位哈佛大學不擅社交的學生想要讓自己多點朋友的社群網站，現在成為了網路發展的新方向。這個例子包含的人性是懶散與渴望人群交際的非理性，而不是一個明確「這樣做會比較好，我可以賺到多少錢」的理性思維。

所以科技的確來自於人性，只不過通常都是為了滿足非理性的需求而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