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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麥卡錫的恐嚇：
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已經成為了負面歷史名詞，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對此曾在其著作中提出批評。就霍布斯邦看來，麥卡錫主義反應出來的並非美國群眾對共產國家本身的恐懼，而是對一種邪惡幻象的歇斯底里，而這個幻象是由美國的政治人物製造出來的。對霍布斯邦來說，美國對共產黨的恐懼完全來自於政治操弄。美國的政客們認識到，只要讓人民害怕共產主義，可以從中操弄的政治利益相當可觀。美國總統操作反共意識，得以遂行各種稅收政策，國會議員操弄反共情緒以獲得選票。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臭名遠播的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其靠著污衊政敵為共產黨員，得以遂行其政治利益。這些事蹟表示，民主自由的美國在一九五零年代以後充斥著一種對共產黨非理性的恐懼，而這種恐懼是「被想像」出來的。這些煽動者不是別人，正是美國民眾以其自傲的民主方式票選出來的政客。
在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 1908－1973）任內擔任國防部長的麥那瑪拉（Robert S. McNamara 1916－2009），其自傳中，對於越戰的反省中也提到，美國決定介入越戰的原因是對亞洲情勢的錯誤估計，其中包含了對共產黨擴張的恐懼，並將共產世界想像成沒有矛盾與衝突的整合體。麥那瑪拉提到，由於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使得美國政府在六零年代時幾乎沒有任何亞洲專家，使得美國政府完全沒有認識到當時蘇聯與中共之間的矛盾，一廂情願的認為越戰是蘇聯的擴張行為，因而深陷戰爭泥沼而無法自拔。[1]
同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一九六三年四月，知名的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P. Feynman 1918－1988）應邀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了一系列的三場演講。[2]在其第三場演講「這個不確定的年代」中，他批評了美國人對共產黨莫名其妙的恐懼。根據費曼的宣稱，準備這場演講之前，他曾在住處附近遇到一個社會團體，費曼稱該團體為「美國主義中心」。根據費曼的描述，這個美國主義中心的成員，都非常友善，充滿了愛，而且相信耶穌基督。但是一談到共產黨，就變得非常歇斯底里。「美國主義中心」成立了一個讀書會，讀書會的內容主要是在討論「如何防止被蘇聯滲透」。而讀書會的成立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美軍情報人員，聲稱蘇聯的「第十項戰爭守則」會死灰復燃。這項守則主要的目標是藉由「某種神秘的力量」，影響美國的各個重要政府機關，藉以癱瘓美國。當然，這類事件從來沒發生過。但神秘力量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重點在於－有許多美國人深信它存在。
媒體在這種狀況下，扮演一個推波助嵐的角色。二次大戰後的媒體工作，並不如我們想像般的如此具有批判性。現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媒體，由於科技與網路的發達，愈顯開放的政治體制等等原因，使得他們得以發掘更多的事實。但是二次大戰後的媒體並非如此，諸如沉重的攝影器材，錄影的昂貴等種種原因，都不若我們今日對媒體產業的印象。今日的媒體透過更便宜的器材，更低廉的技術成本，提供更多的畫面資訊，以使人判斷真假。這在二次大戰過後的媒體產業是無法想像的。即使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我們或許可以發現更多的錄影資料，但比起九零年代後的資訊爆炸，仍然只能算是九牛一毛。科技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影響層面非常廣泛，在討論現代史領域時，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問題。
在狄倫的傳記中提到，其對於幼年時期傳播媒體的印象：
電視機開始流行，但還不是家家戶戶都能擁有。圓型映像管。節目通常從下午三點鐘左右開始，頭幾個小時的畫面是幫助觀眾調整收視的幾何圖表，然後是幾個從紐約或好萊塢播送的節目，大約七、八點鐘就結束。好看的節目不多……（中略）。這裡和大城市不同，大城市的電視節目豐富得多。[3]
這段文字資料表達了一個現象，即五零年代的美國，電視影像仍非主流的媒體資訊傳播方式。報紙、週刊、雜誌等等文字傳播以及廣播仍然是資訊流通的主要管道。這些傳播媒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技術成本低廉且單方向的資訊傳輸。相較起六零年代後，電視影像傳播本身需要高度的資本集中，因而對收視率非常要求，這些傳統的傳播方式比較不受市場喜好的影響。也因此，對於所謂的「獨家」資訊，要求不若六零年代後一樣高。一般在現代被稱呼為「無冕王」的記者，在五零年代對於社會議題的深入程度也不如電視時代。
有名的影集製作公司《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曾經在名為《白宮》（White House）的影片中，詳細的介紹了美國這個權力中心的「宮廷歷史」。[4]其中有一段足以作為這種主張的佐證。這個例子是這樣的，在約翰．甘迺迪總統（John Kennedy 1917－1963）之前，媒體播報政治新聞的方式是讓記者跑到白宮，然後白宮的工作人員會以各種飲食款待這些記者。如果有什麼新聞想要讓記者傳達，負責的官員就會出面向記者說明最近政府的作為。如果沒有重要的大事，則會告訴這些記者「今天沒料可爆」然後散場回家。這條佐證配合狄倫在其自傳中提到的傳播媒體狀況，生動的描繪了美國當時偏向於「單向」資訊流通的情形。
科技足以影響媒體發掘事實的最有力例證是「水門案」（Watergate
scandal），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不正因為一捲錄音帶呈現的內容而黯然下台嗎？[5]這種由政府－媒體單方向的資訊傳播方式，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傳播媒體的商業化，顯得愈來愈困難。二次大戰過後或許美國政府還可以一定程度的控管資訊，但新的資訊傳播工具對此提出了愈來愈嚴峻的挑戰，從一九六零年以後的歷史來看，似乎可以用一種事後諸葛的態度斷言：「美國政府在這場資訊控制的戰爭中愈來愈顯得不利。」
在經濟方面，美國倒是顯現出了與冷戰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果冷戰給一般人帶來的印象是灰色的陰暗。那美國在戰後的經濟完全可以用一種物質的顏色來形容－黃金。這是一個充分就業的年代，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凱恩斯經濟學派學說的成功，但是從整體來看，倒不如說是美國又發了一次戰爭財。美國在經濟大蕭條後，雖有羅斯福力行新政，但經濟回復的速度仍顯低落。[6]及至歐戰爆發，美國又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家，失業問題靠著徵召士兵解決了，女性開始走入工廠就業。二次大戰結束，各國滿目瘡痍，美國更順理成章的以全球自由市場之名操控世界經濟，這是一個美國經濟史上足可稱為黃金年代的歷程。在這個年代，很少有人煩惱失業問題，只有雇主為勞動力不足傷腦筋。未成年的青少年，也可以輕易的在城市找到薪水優渥的打工機會。青少年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是往後所謂青少年「反叛」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的重要原因。
青少年開始擁有自主的經濟能力的事實非常重要，六零年代之前的美國青少年，在經濟上幾乎需要完全倚賴父母。當青少年需要一張搖滾唱片，完全不能期待父母幫你出錢。青少年經濟力的高漲與其反叛現象呈現一種辨證關係，青少年擁有經濟能力，搖滾唱片就賣得愈好，更多的搖滾唱片代表的就是更多關於「叛逆」的論述。這些叛逆的論述又促使更多青少年同儕脫離父母的經濟掌控，也就是－出去打工。
總而言之，冷戰時期的美國內部顯得矛盾重重。對外關係上，與蘇聯的意識型態不合，政治人物藉由這種意識型態的對立恐嚇人民。多數美國人，在當時都對共產黨抱持著我們現在難以理解的恐懼。這些美國政府恐嚇自己國民的政治宣傳，透過平面媒體產生的影響力可說無遠弗屆。而諷刺的是，與所謂的民主自由原則完全牴觸，當時甚至還有施行類似愚民教育的政策。狄倫在其傳記中就曾對此嗤之以鼻：
一九五一年，我上了小學。在我們接受的教育中有一種訓練，就是要在空襲警報時躲到書桌下，因為俄國人可能會用炸彈攻擊我們。……，幾年前我的叔叔跟舅舅們還和俄國人並肩作戰，而今俄國人變成要來割我們喉嚨、燒死我們的怪物。這種感覺真是奇怪。……，我們週遭很多人非常認真對待這種威脅……。我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竟惹得對方（俄國人）如此憤怒。老師說共產黨無處不在，而且準備大開殺戒……。[7]
這一切的矛盾，的確是夠讓人感到混亂與困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