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世紀的反思：電影「林肯」

談到林肯，最為我們這些「外國人」熟知的事蹟，莫過於他廢除了有色人種的奴隸制度。林肯任內推動的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是美國人權的里程碑，但如果你熟知美國歷史，這項人權成就並沒有改善有色人種在美國的實質處境。

誠如電影所說，有色人種得到了自由，那之後呢？第十三修正案並不是賦予有色人種瓶等權益的修正案，其僅保障「苦役或強迫勞役，除用以懲罰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之任何地方存在。」換句話說，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奴隸制度的廢止，而非有色人種權力的平等。

奴隸制度的廢止有許多的衍伸問題，首先，擔當奴隸制度的主要人口，從今以後不能以奴隸身份工作。也就是說，對以往倚賴奴隸免費勞動力產出商品的奴隸主，在第十三修正案通過之後，其與奴隸的關係由主人－奴隸轉變為雇主－員工。（如果他們還願意繼續做同樣的工作）這代表契約關係的變化，同時也對奴隸主帶來勞力成本的提升。電影中說廢奴會導致南方經濟的惡化，正是基於這種論點。同時，廢止奴隸制度並沒有保障黑人的各項權力，例如教育以及工作上，修正案並沒有保障有色人種的平等。

正是因為如此，100年後才有了1964民權法案。民權法案之後，又經過快50年的光景，美國才誕生了第一位有色人種總統。再回首林肯，已經一百五十年了。在這一百五十年中，美國更換了無數總統，但是林肯的形象在現代卻常植人心。今年「林肯」這部傳記電影不僅在美國票房掀起熱潮，奧斯卡更提名其入圍十二項獎項。為什麼會如此？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林肯是一位符合現代社會價值的歷史英雄。

歷史故事本身有尋求起源的特性，舉凡各種人類得以分門別類的項目，人們都偏好以歷史故事作為敘事的開頭。不僅如此，人們還偏好將起源歸因於英雄人物。舉凡國家的起源，音樂的起源，制度的起源等等。這些可被分門別類的歷史項目，總是有個老祖宗在歷史故事的源頭微笑。而林肯，正是美國民權項目的歷史英雄祖先。誠如電影所說，在林肯之外仍有許多對有色人種民權努力的利益團體，但對歷史故事而言，這些人對權力架構造成的影響遠遠不如林肯。當然，事實是否如此仍有待爭辯，但對於歷史故事選擇以英雄作為敘事主軸的狀況，可以說歷史故事的這種敘事結構，本身符合閱聽歷史故事的人們對於權力架構的想像。也就是說，對大部分人來說，民權的歷史是由偉人構成的歷史，背後的利益團體以及大眾的意向都屬於次要因素。也正因如此，人們才得以心安理得地將鮮血的代價拋諸腦後，享受偉人所留下的這份遺產。

死刑存廢的思考

        本來蘋果日報說要刊的，不過看來我寫太長，所以最後蘋果還是放棄刊登了，以下正文。

        死刑的存廢隨著重大刑案的發生，議題總是一再被挑起。民意直指與廢除死刑有關的人權團體，認為該類人權團體的言論正助長了罪犯的氣焰。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釐清。但回到死刑的存廢本身，我個人在此有不同的看法。

        眾所周知，死刑在現代國家中，並不作為一種報復式的刑罰。死刑的作用，並非在補償被害者家屬的心理狀態，而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既是如此，死刑對於犯罪的嚇阻力是否存在，就是死刑存廢的重點所在。在最近的學術研究中，經濟學家以計量方法得出幾個結論。首先，死刑的存在與否並非嚇阻力的來源，嚇阻力的來源來自於公權力執行死刑的數量。意即，公權力執行愈多死刑，就愈有嚇阻力。同時，也有經濟學家提出，執行死刑的嚇阻力，在小於某個執行數量時，無法得出統計上的意義。最後，經濟學家認為，在謀殺案中最能看出死刑的嚇阻力，其他的案件中，很難由計量分析看出相關性。

        乍看之下，似乎應該因為死刑對謀殺案具有嚇阻力，因而支持死刑。但這個理由不夠充分，原因在於學術研究並不確定死刑的嚇阻力是否有被其他手段所取代的方法。再者，任何刑罰都存在嚇阻力，經濟學家並沒有得到死刑的嚇阻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效的結論。而這恰巧是支持死刑一方，常常引用學術文獻做出的過度推論，經濟學家並沒有表示：「死刑對謀殺案的嚇阻力無可取代。」他們只說：「我們確認死刑對謀殺案，大概有這樣的嚇阻效力。」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執行一個死刑能換來減少五件謀殺案，也就是說一條人命至少換來五條人命。乍看之下似乎是個划算的決策，但考慮到我國重大刑案對死刑判決愈來愈少的狀況，死刑遲早會執行完畢。而某些經濟學研究也提到，死刑不執行到一定人數以上，嚇阻力的效用就無法顯現。如果經濟學家是對的，在這種狀況下，法律上就會顯露矛盾。為了得到更多的嚇阻力，就得修改法律或是判決標準，以更為嚴格的方式去判準死刑。而在這種更嚴格的標準之下，等到死刑犯執行完畢，又得讓法律以更嚴格的標準去判定死刑標準。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樣的法律修改過程，最終犧牲的並不是殺人犯與被害人的權益，而是整個國家與社會的福祉。在這過程中，人民必須賦予國家更多權力來保護其人身安全，但同時國家也會因此侵害人民的其他權益。在代議制度下，也就是國民賦予民意代表更多的權力以修改法律。此類權力擴張，很難被大部分經濟學家所接受。因為大多數的經濟學研究也顯示，國家擴張權力，在各種層面上對個人權益的侵害，於邊際效益上，比起得到人身安全保障的效益更為明顯。說得白話一點，國家藉由擴張權力多保障了國民的人身安全10%，但每個國民可能得犧牲20%或更多的個人權益以獲得這樣的保障。就嚇阻力這項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結果無法與功利主義達成哲學上的一致性。

        就個人來說，我支持廢除死刑。但廢除死刑之前，仍先必須審慎確定那些刑罰或政策足以取代或稀釋死刑的嚇阻力。例如，假設一年的謀殺案是20件，其中有5件罪刑重大，足以判處死刑，謀殺案的判死率是1/4。而死刑執行嚇阻率則是執行3件以上，才得到顯著相關。那麼，若有一個非死刑的刑罰或是政策，相較起死刑，足以讓謀殺案再減少9件以上，死刑就會被稀釋成沒有嚇阻力。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充足的理據去談論廢除死刑。否則，無論是廢死聯盟或是支持死刑一方，利用學術文獻聲稱死刑沒有，或有無可取代的嚇阻力，都是粗糙地以權威證成自己的信念。這在死刑的議題上，不僅沒有幫助，甚至還有誤導之嫌。

如果你不是炎黃子孫

        張光直先生曾經在他的青銅時代一書中闡明一個概念，我手邊沒有這本書，只能以我的理解來重述。簡單來說，張光直認為所謂的三代(夏，商，周)不是傳承朝代的關係。

       我們過往習慣於將中國朝代理解成一個沒有斷裂的連續傳承，完全不懷疑這種論述的真實性，這種論述方式也讓我們誤以為，所有繼承中國文化的人都是以「血緣」傳承，也造成一種「大華夏民族」論述。你跟我是兄弟，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繼承了同樣的文化以及血緣，所以我們應該親近，也應該團結，應該結成一個民族國家－也就是現代的中國。

        有許多人將這種民族主義的論述歸罪於20世紀初期的中國學者，認為他們將西方的民族主義套用到中國，以達成政治目的。就近期王明珂先生的一些研究看來，這種說法似乎太過高估憑空竄起的論述之力。中國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很早就在發揮他的作用。周代將中原華夏以外的部族都稱為蠻夷戎狄，在漢代的羌族也不被視為華夏的一份子，這些人都被稱為蠻子，跟白人稱呼黑人為Nigger沒什麼兩樣。問題在於，華夏與夷狄的分界從來就不是非常清晰的，任何一個邊境地域肯定會有華夏與夷狄的交界處，這個交界處的「蠻子」，為了避免歧視造成的不方便，或是利益上的損害，他們就自稱自己是華夏子孫，將祖譜上溯炎黃，並且將生活在偏僻地區的夷狄同胞稱為蠻子，偏僻地區又將更偏僻地區的人稱為蠻子，這種華夏認同就呈現一種擴張狀態。

       如果這個研究是正確的，那我們不禁想問問，如果每個人都能確實知道自己的祖先來歷，這種華夏認同肯定會崩解。那麼， 現代的中國，到底要如何自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