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歷史教科書的用語之爭愈顯激烈，一群政治學系的教授嚷嚷著史學界被意識形態把持，吵著要回復「正確的史觀」與「正確的史實」。姑且不論他們的主張有多少可信度，有多少是基於歷史材料的編排。但這些嚷著要改回「日據」的政治系學者至少有個主張我是贊成的，那就是讓教科書進行市場競爭。
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贊成日據或是一些用詞的更改。事實上，這群嚷著要改回日據的人，並沒有任何一個理由讓人能夠信服日據是比較能表現歷史事實的用詞。這些人的大中國史觀根本昭然若揭，他們所編的歷史教科書會是甚麼樣子，自然也不難想像。這群人只是不甘心在教育部階段就被打槍，所以拿著他們也不清楚的「多元史觀」來叫囂兩句，甚至認為這樣的教科書內容還會被現在的時代所接受，完全活在他們的腦內自我世界而罔顧真實。且在強調多元的同時，又自打嘴巴的說台灣以「中華文化」為主，若果他們真的知道多元文化的內涵是沒有文化主體，尊重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就斷然不會有這種主張。我真心地認為，讓這群人編寫的教科書進入市場，讓他們認清這種編寫方式寫出的教科書，沒辦法吸引以歷史碩士為主的高中教師採用，才是讓他們乖乖閉嘴的最好方法。
2013年7月23日 星期二
2013年6月7日 星期五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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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美國總統詹森發布了「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內容主要為禁止種族隔離，以及對少數族群或是婦女的歧視。民權法案被視為人權進步的一個里程碑，但民權法案實為甘迺迪留下的政績。詹森連任成功之後，更進一步在一九六五年提出「大社會」（Great Society）政策。詹森認為，光是擁有民權法案的條文不過是空談，政府必須進一步的消弭人民在經濟上的不平等，才能使民權真正獲得伸張。大社會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貧窮，其次為消除種族歧視。關於大社會政策中的法案包括：
「反貧窮；在社會安全法下對六十五歲以上國民提供醫療、看護與安全設施；廢除投票前的識字測驗及其他種種投票限制；保障黑人投票權的施行；強調有權投票（Right -to-vote） ；成立擴建國民住宅、市區交通發展的各項執行部門；並且協助全國各大都市重建其貧民區。其他如削減消費稅、加強教育與交通安全措施，都是該計劃的重要部分。一九六八年復提出公民權利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旨在消除購屋置產所可能發生的種族歧視，以符合「大社會計劃」的理想。」 [1]
綜觀大社會政策，其內容強調平等多於自由，認為政府應該更大幅度介入人民生活，這種主張可說與傳統強調自由主義的美國政策相當不同。詹森在其任內也遭受大力抨擊，右派人士據此批評詹森的大社會政策違反自由主義精神。而介入越戰的行為與大社會政策並行，在內政與外交措施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開支。為了應付突然增加的開銷，政府最後勢必走向增稅一途，這與美國過去強調保護個人財產的理念自是互相違背。
詹森的大社會計畫固然是美國在人權以及社會政策向左轉的里程碑，但這些政策轉向卻絕非一蹴可及。回顧民權法案，其內容早在一九六三年年底就由約翰．甘迺迪擬定，詹森不過是法案的發佈者。那麼，甘迺迪為何會擬出民權法案？這箇中原由需追溯至林肯(Abraham Lincoln)於一八六五年簽署的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在第十三修正案中，雖然明文禁止奴隸的存在，但這份文件並沒有辦法達成有色人種與白人之間的平等。在不違反第十三修正案的原則下，美國南部許多州政府制定了種族隔離政策。例如黑人在公車上與白人坐的區域不同，各種公共場所如餐廳，公園，圖書館等等也進行了種族隔離。一九五四年時，全美有二十一個州政府容許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實施種族隔離，根據美國國務院統計，當時總計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名學生就讀這些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佔當時全美公立學校總人數39%。[2]
廣泛的種族隔離政策引起了黑人以及自由派（Liberal）白人的質疑，並且開始對此發起挑戰，在艾森豪總統（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任內，關於種族隔離政策的合法問題一直是美國國內爭議的焦點。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間，黑人團體向聯邦地方法院提出五個種族隔離訴訟以衝撞體制。一九五四年的布朗案，聯邦法院宣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措施違反美國憲法，之後黑權運動開始逐漸勝利。首先是公立學校，而後是公車，巴士等等公共場所也開始禁止種族隔離。[3]艾森豪總統甚至為了展示聯邦政府對聯邦法院判決的支持，動用軍隊保護黑權運動者的人身安全。種種五零年代的黑權運動，都展現了美國在這個時期對於「平等」這個概念的注重。在人權平等與自由的概念光譜上，美國在五零年代確確實實的正在向平等方向左轉。
時至六零年代，在布朗案以及之後各種種族隔離政策的抗爭勝利的鼓舞之下，民權運動者於一九六三年時發動了華盛頓大遊行。在此次遊行中，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 以動人且感性的口吻，以「我有一個夢」為題，說出了黑人百年來渴求平等的心聲。金恩神父的演講透過衛星直播，以及六零年代開始普遍的電視機，在許多家庭以及公眾場合直接播放。甘迺迪總統也在遊行之後宣布開始制定民權法案以保障黑人的權利。一九六四的民權法案不僅保障黑人的權利，最重要的是這個法案明顯拒斥了各種型態的種族歧視。新教徒對於公教徒的歧視、公教徒對於猶太教徒的歧視、愛爾蘭裔對義大利裔的歧視，這些種族歧視在民權法案下都將被視為非法的，顯示了美國在當時想要解決多民族混合國家困境的努力。
事務的發展總是不如人意，正當美國國內努力調節各族群的矛盾，遠在東南亞的越南戰爭卻愈演愈烈。美國政府在五零年代麥卡錫主義之後，缺乏亞洲事務與共產黨的專家，因此對共產黨的恐懼造成了局勢的誤判，使美國直接以投入戰爭替代談判。[4]在詹森於一九六五年連任成功之後，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投入資源與日俱增。在六零年代，美國採用徵兵制，成年男性只要離校就會馬上入伍，這造成了六零年代青年與學生的強烈心理壓力。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因而從初期以民權為主的抗爭轉向以反戰為主。六零年代的反戰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達到巔峰，在這一年，金恩與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yde 1925－1968）遭到暗殺身亡，青年對國家的憤怒在民主黨於芝加哥召開黨代表大會期間爆發，詹森也因為反戰運動的壓力，黯然宣布放棄競選連任。
在此，我們看到的是與國家機器進行積極鬥爭的人群歷史，但我們同時也應注意到，與反戰運動一同茁壯的嬉皮運動。嬉皮們以一種戲謔的態度拒絕傳統文化，他們穿著寬鬆的外袍，宛如東方宗教的修道者。他們服食迷幻藥，目的在於自我心靈的探索。同時他們也崇尚流浪，夢想道路的彼方有著與現世相異的烏托邦。嬉皮們的生活方式與人生觀並未取得廣泛認同，在一九六九年，主流媒體就曾以大篇幅報導史上最有名的搖滾音樂會－烏茲塔克音樂節（Woodstock Festival）是一場嬉皮暴動。在六零年代的嬉皮與社會運動中，被指責為暴亂的人群都是同一群人。這些人是青年學子，他們相信的行動終將帶來改變，而他們也確實在身體力行這樣的信念。這些人同時也是流行音樂的主要消費者，流行音樂究竟在他們的行動場域中如何作用？流行音樂扮演著怎樣的象徵形式？這些問題，我們將在後文中逐一以歌曲的歌詞以及演唱形式，狄倫本人以及樂評、親近之人的傳記做考察。
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流行音樂的創作者大多與這些青年學子們年齡相仿。他們是在六零年代的各種象徵形式中最為複雜的部份。這些青年學子在政治運動中打著「新左派」的名號，但卻不見得唸過那些老左派的書。例如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 1911－1972）就曾經遇到一群年輕人，這些人裝腔作勢的大談「古德曼」的觀點，但古德曼卻覺得這些人根本連他一本著作都沒唸過。[5]這樣的現象，唯一的解釋是青年們並不在意社會主義理論。事實上，他們也絕非社會主義份子。在一九七零年，美國於俄亥俄州槍殺四名學生之後，學生運動馬上就銷聲匿跡了。那些曾經於六零年代中喧囂、對抗的青年，在國家顯示強硬態度後馬上就沉默了。這些人在七零年代以及八零年代成為了社會的中堅份子，並且在這二十年間，一直是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這樣的轉變讓歷史學家感到邏輯上的錯亂，因而不以「革命」來形容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只能斥之為「反叛」或「胡鬧」了。這樣的用詞隱約在評斷六零年代不過是青年的「反抗期」，他們的行為不具有任何可分析的成分，因此我們才將之稱為「胡鬧」。這樣的論點也同時忽略了外部物質與青年認同的交互作用，並且將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當作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劣化版本，彷彿唯有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才是一種「正經事」。[6]
在此，我們似乎已經踏足了一個混亂與困惑的時代。美國的六零年代是最好的年代，在這個年代，物質生活富足、人權更為平等。六零年代卻也是最壞的年代，社會運動中的暴力衝突不斷、青年與清教傳統開始決裂，這些事件在在令人目不暇給。但歷史的腳步並沒有因為混亂與困惑而停下，相反的，歷史的步履仍在進行，只不過有點蹣跚，也不一定是朝向「前方」邁進。就宛如狄倫在《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曲中所唱的歌詞：「踏入這塊土地的父母們，別隨意批評你所不了解的事物。子女們將不再聽話，你的老路正在快速崩塌。如果你無法助他們一臂之力，就請離開這條新的道路。因為，時代正在改變。」[7]
2013年6月5日 星期三
來自麥卡錫的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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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麥卡錫的恐嚇：
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已經成為了負面歷史名詞，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對此曾在其著作中提出批評。就霍布斯邦看來，麥卡錫主義反應出來的並非美國群眾對共產國家本身的恐懼，而是對一種邪惡幻象的歇斯底里，而這個幻象是由美國的政治人物製造出來的。對霍布斯邦來說，美國對共產黨的恐懼完全來自於政治操弄。美國的政客們認識到，只要讓人民害怕共產主義，可以從中操弄的政治利益相當可觀。美國總統操作反共意識，得以遂行各種稅收政策，國會議員操弄反共情緒以獲得選票。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臭名遠播的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其靠著污衊政敵為共產黨員，得以遂行其政治利益。這些事蹟表示，民主自由的美國在一九五零年代以後充斥著一種對共產黨非理性的恐懼，而這種恐懼是「被想像」出來的。這些煽動者不是別人，正是美國民眾以其自傲的民主方式票選出來的政客。
在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 1908－1973）任內擔任國防部長的麥那瑪拉（Robert S. McNamara 1916－2009），其自傳中，對於越戰的反省中也提到，美國決定介入越戰的原因是對亞洲情勢的錯誤估計，其中包含了對共產黨擴張的恐懼，並將共產世界想像成沒有矛盾與衝突的整合體。麥那瑪拉提到，由於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使得美國政府在六零年代時幾乎沒有任何亞洲專家，使得美國政府完全沒有認識到當時蘇聯與中共之間的矛盾，一廂情願的認為越戰是蘇聯的擴張行為，因而深陷戰爭泥沼而無法自拔。[1]
同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一九六三年四月，知名的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P. Feynman 1918－1988）應邀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做了一系列的三場演講。[2]在其第三場演講「這個不確定的年代」中，他批評了美國人對共產黨莫名其妙的恐懼。根據費曼的宣稱，準備這場演講之前，他曾在住處附近遇到一個社會團體，費曼稱該團體為「美國主義中心」。根據費曼的描述，這個美國主義中心的成員，都非常友善，充滿了愛，而且相信耶穌基督。但是一談到共產黨，就變得非常歇斯底里。「美國主義中心」成立了一個讀書會，讀書會的內容主要是在討論「如何防止被蘇聯滲透」。而讀書會的成立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美軍情報人員，聲稱蘇聯的「第十項戰爭守則」會死灰復燃。這項守則主要的目標是藉由「某種神秘的力量」，影響美國的各個重要政府機關，藉以癱瘓美國。當然，這類事件從來沒發生過。但神秘力量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重點在於－有許多美國人深信它存在。
媒體在這種狀況下，扮演一個推波助嵐的角色。二次大戰後的媒體工作，並不如我們想像般的如此具有批判性。現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媒體，由於科技與網路的發達，愈顯開放的政治體制等等原因，使得他們得以發掘更多的事實。但是二次大戰後的媒體並非如此，諸如沉重的攝影器材，錄影的昂貴等種種原因，都不若我們今日對媒體產業的印象。今日的媒體透過更便宜的器材，更低廉的技術成本，提供更多的畫面資訊，以使人判斷真假。這在二次大戰過後的媒體產業是無法想像的。即使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我們或許可以發現更多的錄影資料，但比起九零年代後的資訊爆炸，仍然只能算是九牛一毛。科技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影響層面非常廣泛，在討論現代史領域時，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問題。
在狄倫的傳記中提到，其對於幼年時期傳播媒體的印象：
電視機開始流行，但還不是家家戶戶都能擁有。圓型映像管。節目通常從下午三點鐘左右開始，頭幾個小時的畫面是幫助觀眾調整收視的幾何圖表，然後是幾個從紐約或好萊塢播送的節目，大約七、八點鐘就結束。好看的節目不多……（中略）。這裡和大城市不同，大城市的電視節目豐富得多。[3]
這段文字資料表達了一個現象，即五零年代的美國，電視影像仍非主流的媒體資訊傳播方式。報紙、週刊、雜誌等等文字傳播以及廣播仍然是資訊流通的主要管道。這些傳播媒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技術成本低廉且單方向的資訊傳輸。相較起六零年代後，電視影像傳播本身需要高度的資本集中，因而對收視率非常要求，這些傳統的傳播方式比較不受市場喜好的影響。也因此，對於所謂的「獨家」資訊，要求不若六零年代後一樣高。一般在現代被稱呼為「無冕王」的記者，在五零年代對於社會議題的深入程度也不如電視時代。
有名的影集製作公司《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曾經在名為《白宮》（White House）的影片中，詳細的介紹了美國這個權力中心的「宮廷歷史」。[4]其中有一段足以作為這種主張的佐證。這個例子是這樣的，在約翰．甘迺迪總統（John Kennedy 1917－1963）之前，媒體播報政治新聞的方式是讓記者跑到白宮，然後白宮的工作人員會以各種飲食款待這些記者。如果有什麼新聞想要讓記者傳達，負責的官員就會出面向記者說明最近政府的作為。如果沒有重要的大事，則會告訴這些記者「今天沒料可爆」然後散場回家。這條佐證配合狄倫在其自傳中提到的傳播媒體狀況，生動的描繪了美國當時偏向於「單向」資訊流通的情形。
科技足以影響媒體發掘事實的最有力例證是「水門案」（Watergate
scandal），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不正因為一捲錄音帶呈現的內容而黯然下台嗎？[5]這種由政府－媒體單方向的資訊傳播方式，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傳播媒體的商業化，顯得愈來愈困難。二次大戰過後或許美國政府還可以一定程度的控管資訊，但新的資訊傳播工具對此提出了愈來愈嚴峻的挑戰，從一九六零年以後的歷史來看，似乎可以用一種事後諸葛的態度斷言：「美國政府在這場資訊控制的戰爭中愈來愈顯得不利。」
在經濟方面，美國倒是顯現出了與冷戰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果冷戰給一般人帶來的印象是灰色的陰暗。那美國在戰後的經濟完全可以用一種物質的顏色來形容－黃金。這是一個充分就業的年代，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凱恩斯經濟學派學說的成功，但是從整體來看，倒不如說是美國又發了一次戰爭財。美國在經濟大蕭條後，雖有羅斯福力行新政，但經濟回復的速度仍顯低落。[6]及至歐戰爆發，美國又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家，失業問題靠著徵召士兵解決了，女性開始走入工廠就業。二次大戰結束，各國滿目瘡痍，美國更順理成章的以全球自由市場之名操控世界經濟，這是一個美國經濟史上足可稱為黃金年代的歷程。在這個年代，很少有人煩惱失業問題，只有雇主為勞動力不足傷腦筋。未成年的青少年，也可以輕易的在城市找到薪水優渥的打工機會。青少年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是往後所謂青少年「反叛」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的重要原因。
青少年開始擁有自主的經濟能力的事實非常重要，六零年代之前的美國青少年，在經濟上幾乎需要完全倚賴父母。當青少年需要一張搖滾唱片，完全不能期待父母幫你出錢。青少年經濟力的高漲與其反叛現象呈現一種辨證關係，青少年擁有經濟能力，搖滾唱片就賣得愈好，更多的搖滾唱片代表的就是更多關於「叛逆」的論述。這些叛逆的論述又促使更多青少年同儕脫離父母的經濟掌控，也就是－出去打工。
總而言之，冷戰時期的美國內部顯得矛盾重重。對外關係上，與蘇聯的意識型態不合，政治人物藉由這種意識型態的對立恐嚇人民。多數美國人，在當時都對共產黨抱持著我們現在難以理解的恐懼。這些美國政府恐嚇自己國民的政治宣傳，透過平面媒體產生的影響力可說無遠弗屆。而諷刺的是，與所謂的民主自由原則完全牴觸，當時甚至還有施行類似愚民教育的政策。狄倫在其傳記中就曾對此嗤之以鼻：
一九五一年，我上了小學。在我們接受的教育中有一種訓練，就是要在空襲警報時躲到書桌下，因為俄國人可能會用炸彈攻擊我們。……，幾年前我的叔叔跟舅舅們還和俄國人並肩作戰，而今俄國人變成要來割我們喉嚨、燒死我們的怪物。這種感覺真是奇怪。……，我們週遭很多人非常認真對待這種威脅……。我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竟惹得對方（俄國人）如此憤怒。老師說共產黨無處不在，而且準備大開殺戒……。[7]
這一切的矛盾，的確是夠讓人感到混亂與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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