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oad, The Folk Road.

本文嚴禁引用。

一九四一年對美國歷史來說是個轉變的一年，羅斯福的新政眼看就要崩潰，國內對於經濟恐慌的不滿情緒愈來愈高。失業與街頭的社會救濟仍然稀鬆平常，碼頭上還是擠滿了想上船謀職的工人。這是一個眼看就要陷入深淵谷底的社會，政治人物也為了日漸興起的社會主義風氣而大傷腦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對珍珠港的偷襲眼看要成為壓垮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就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卻諷刺地成為經濟復甦的轉機。在對日宣戰之後，美國進入了戰時經濟，戰爭創造了需求，也因此造成了供給。失業已不成為問題，唯一會讓人覺得稍有不安的，或許只剩下戰場上那隆隆的砲聲，以及飛行器呼嘯而過的引擎聲，這些聲響以人命的代價向每個人的心靈散播恐懼。但誰也沒想到，也正是在這一年，美國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的一個猶太家庭迎來一位新成員，他將在二十年後，在美國人的心靈留下更為震撼的聲音－其名為巴布˙狄倫（Bob Dylan 1941－）。

狄倫本名為羅伯特˙艾倫˙齊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他從小就對音樂展現濃厚的興趣。在他青少年時期，雖然電視業已出現一段時間，但節目並不有趣。[1]對小狄倫來說，最大的娛樂反而是蹲在收音機旁聽電台廣播。當然，他聽的內容不可能是爐邊談話，更不可能是希特勒的演講。對於年少的狄倫來說，最大的樂趣乃是聆聽收音機中飄揚出來的民謠與藍調音樂，以及到朋友家翻找老唱片。[2]對於一個青少年來說，狄倫的音樂傾向顯得與同儕有點格格不入。在五零年代，最令青少年感到興奮的音樂乃是由艾維斯˙普理斯萊（Elvis Presley 1935-1977）所領軍的流行搖滾樂。被台灣暱稱為貓王的這位搖滾巨星，同時也是無數青少年的偶像。但狄倫最為鍾情的樂手，卻是在五零年代後期已無創作，且身患杭廷頓舞蹈症的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 1912－1967）。

鍾情於音樂的狄倫並沒有留在家鄉太久。他雖然在高中與大學第一年都持續從事音樂演奏，也因為對於音樂的熱愛使他放棄了大學的學業，但位於美國中北部，氣候嚴寒又偏僻的明尼蘇達州終究不是他想久待之處。在大學中輟之後，狄倫仍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待了幾個月，在那段期間他主要演奏民謠音樂，也奠定了他往後幾年的主要創作路線。在一九六一年，狄倫拿起了吉他與口琴走上了旅途，傳說狄倫本來要前往藍調與流行搖滾樂正如日中天的芝加哥，但在中途卻改變了主意。他在旅途中聽聞了偶像蓋瑟瑞正在紐約進行療養，因而改往紐約方向踏出腳步。在這個時候，狄倫還不清楚，他這看來隨心所欲的決定，不僅將讓他遇上這一生中難以忘懷的女孩，甚至將讓他走向可能自己完全沒想過的音樂之路。

有關狄倫是採用什麼方法從明尼蘇達抵達紐約，一直都是個大眾有興趣的話題。狄倫的自傳中說他是貨運火車來的，在二零零七年那部毀譽參半的狄倫傳記電影《I’m not there》中再現了這樣的說法。[3]在自傳中，狄倫之所以提到這個問題，是因為被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員問起而回答的。狄倫聲稱他對這類的問題感到相當不耐煩，也因為狄倫素來對個人隱私的重視到了偏執的地步，這樣的說詞有很大可能不是真相。但無論如何，都足以使我們明瞭一件再清楚不過的事實－狄倫實在是個潦倒的窮小子。這樣的經濟情況，也反應在初到紐約的狀況。

或許是由於天生的魅力，狄倫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落腳之後，很快就與當地的民謠圈子打成一片。雖然如此，這仍然沒有改變他窮困的現實。在初到紐約的幾個月，狄倫的行蹤飄忽，過著居無定所，每天倚賴朋友接濟的日子。今天可能看到狄倫躺在某個民謠歌手家中的沙發，明天看到他睡在另外一個民謠歌手家的躺椅。狄倫的困頓並沒有持續太久，一九六一年九月，紐約時報的一篇樂評揭露了狄倫的存在。[4]這篇樂評出現後沒幾天，當年鼎鼎大名的哥倫比亞唱片名製作人約翰˙漢蒙德（John Hammond）就找上了狄倫。也許是因緣巧合，這位樂壇的伯樂在樂評出現之前，就曾請狄倫替他旗下的女歌手伴奏口琴。[5]我們無法確定漢蒙德根據哪件事情而判斷出狄倫的才華，唯一知道的事情是狄倫與他在十月簽下了一紙六年的合約。萬事俱備，僅欠東風，我們即將進入那放任自流的狄倫世界。但在此之前，我們還是先冷靜下來，看看狄倫到底成長在怎樣的歷史情境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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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ob Dylan,Chronicles Volume.one(New York:Simon&Schuster,2004) P.234

[2]ibid. PP238~240.

[3]ibid. p.8

[4]Suze Rotolo,A Freewheelin’ Time-A memoir of Greenwich Village in the Sixties, (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8). pp.149~151.

[5]ibid. p.157.

一個半世紀的反思：電影「林肯」

談到林肯，最為我們這些「外國人」熟知的事蹟，莫過於他廢除了有色人種的奴隸制度。林肯任內推動的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是美國人權的里程碑，但如果你熟知美國歷史，這項人權成就並沒有改善有色人種在美國的實質處境。

誠如電影所說，有色人種得到了自由，那之後呢？第十三修正案並不是賦予有色人種瓶等權益的修正案，其僅保障「苦役或強迫勞役，除用以懲罰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之任何地方存在。」換句話說，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奴隸制度的廢止，而非有色人種權力的平等。

奴隸制度的廢止有許多的衍伸問題，首先，擔當奴隸制度的主要人口，從今以後不能以奴隸身份工作。也就是說，對以往倚賴奴隸免費勞動力產出商品的奴隸主，在第十三修正案通過之後，其與奴隸的關係由主人－奴隸轉變為雇主－員工。（如果他們還願意繼續做同樣的工作）這代表契約關係的變化，同時也對奴隸主帶來勞力成本的提升。電影中說廢奴會導致南方經濟的惡化，正是基於這種論點。同時，廢止奴隸制度並沒有保障黑人的各項權力，例如教育以及工作上，修正案並沒有保障有色人種的平等。

正是因為如此，100年後才有了1964民權法案。民權法案之後，又經過快50年的光景，美國才誕生了第一位有色人種總統。再回首林肯，已經一百五十年了。在這一百五十年中，美國更換了無數總統，但是林肯的形象在現代卻常植人心。今年「林肯」這部傳記電影不僅在美國票房掀起熱潮，奧斯卡更提名其入圍十二項獎項。為什麼會如此？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林肯是一位符合現代社會價值的歷史英雄。

歷史故事本身有尋求起源的特性，舉凡各種人類得以分門別類的項目，人們都偏好以歷史故事作為敘事的開頭。不僅如此，人們還偏好將起源歸因於英雄人物。舉凡國家的起源，音樂的起源，制度的起源等等。這些可被分門別類的歷史項目，總是有個老祖宗在歷史故事的源頭微笑。而林肯，正是美國民權項目的歷史英雄祖先。誠如電影所說，在林肯之外仍有許多對有色人種民權努力的利益團體，但對歷史故事而言，這些人對權力架構造成的影響遠遠不如林肯。當然，事實是否如此仍有待爭辯，但對於歷史故事選擇以英雄作為敘事主軸的狀況，可以說歷史故事的這種敘事結構，本身符合閱聽歷史故事的人們對於權力架構的想像。也就是說，對大部分人來說，民權的歷史是由偉人構成的歷史，背後的利益團體以及大眾的意向都屬於次要因素。也正因如此，人們才得以心安理得地將鮮血的代價拋諸腦後，享受偉人所留下的這份遺產。

死刑存廢的思考

        本來蘋果日報說要刊的，不過看來我寫太長，所以最後蘋果還是放棄刊登了，以下正文。

        死刑的存廢隨著重大刑案的發生，議題總是一再被挑起。民意直指與廢除死刑有關的人權團體，認為該類人權團體的言論正助長了罪犯的氣焰。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釐清。但回到死刑的存廢本身，我個人在此有不同的看法。

        眾所周知，死刑在現代國家中，並不作為一種報復式的刑罰。死刑的作用，並非在補償被害者家屬的心理狀態，而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既是如此，死刑對於犯罪的嚇阻力是否存在，就是死刑存廢的重點所在。在最近的學術研究中，經濟學家以計量方法得出幾個結論。首先，死刑的存在與否並非嚇阻力的來源，嚇阻力的來源來自於公權力執行死刑的數量。意即，公權力執行愈多死刑，就愈有嚇阻力。同時，也有經濟學家提出，執行死刑的嚇阻力，在小於某個執行數量時，無法得出統計上的意義。最後，經濟學家認為，在謀殺案中最能看出死刑的嚇阻力，其他的案件中，很難由計量分析看出相關性。

        乍看之下，似乎應該因為死刑對謀殺案具有嚇阻力，因而支持死刑。但這個理由不夠充分，原因在於學術研究並不確定死刑的嚇阻力是否有被其他手段所取代的方法。再者，任何刑罰都存在嚇阻力，經濟學家並沒有得到死刑的嚇阻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效的結論。而這恰巧是支持死刑一方，常常引用學術文獻做出的過度推論，經濟學家並沒有表示：「死刑對謀殺案的嚇阻力無可取代。」他們只說：「我們確認死刑對謀殺案，大概有這樣的嚇阻效力。」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執行一個死刑能換來減少五件謀殺案，也就是說一條人命至少換來五條人命。乍看之下似乎是個划算的決策，但考慮到我國重大刑案對死刑判決愈來愈少的狀況，死刑遲早會執行完畢。而某些經濟學研究也提到，死刑不執行到一定人數以上，嚇阻力的效用就無法顯現。如果經濟學家是對的，在這種狀況下，法律上就會顯露矛盾。為了得到更多的嚇阻力，就得修改法律或是判決標準，以更為嚴格的方式去判準死刑。而在這種更嚴格的標準之下，等到死刑犯執行完畢，又得讓法律以更嚴格的標準去判定死刑標準。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樣的法律修改過程，最終犧牲的並不是殺人犯與被害人的權益，而是整個國家與社會的福祉。在這過程中，人民必須賦予國家更多權力來保護其人身安全，但同時國家也會因此侵害人民的其他權益。在代議制度下，也就是國民賦予民意代表更多的權力以修改法律。此類權力擴張，很難被大部分經濟學家所接受。因為大多數的經濟學研究也顯示，國家擴張權力，在各種層面上對個人權益的侵害，於邊際效益上，比起得到人身安全保障的效益更為明顯。說得白話一點，國家藉由擴張權力多保障了國民的人身安全10%，但每個國民可能得犧牲20%或更多的個人權益以獲得這樣的保障。就嚇阻力這項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結果無法與功利主義達成哲學上的一致性。

        就個人來說，我支持廢除死刑。但廢除死刑之前，仍先必須審慎確定那些刑罰或政策足以取代或稀釋死刑的嚇阻力。例如，假設一年的謀殺案是20件，其中有5件罪刑重大，足以判處死刑，謀殺案的判死率是1/4。而死刑執行嚇阻率則是執行3件以上，才得到顯著相關。那麼，若有一個非死刑的刑罰或是政策，相較起死刑，足以讓謀殺案再減少9件以上，死刑就會被稀釋成沒有嚇阻力。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充足的理據去談論廢除死刑。否則，無論是廢死聯盟或是支持死刑一方，利用學術文獻聲稱死刑沒有，或有無可取代的嚇阻力，都是粗糙地以權威證成自己的信念。這在死刑的議題上，不僅沒有幫助，甚至還有誤導之嫌。